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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娱乐化和制度化困惑和出路 　　【摘 要】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一方面与媒体自律有关；另一方面与法律、法规、政策监督有关。近年来出现了政策法规与地方电视台博弈，这种政策与实务之间的矛盾，也是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如何协调者两者的关系？本文试分析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的困惑，探讨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以期更好促进电视节目的发展。 【关键词】电视节目 娱乐化 制度化 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一方面与媒体自律有关；另一方面与法律、法规、政策监督有关。近年来出现了政策法规与地方电视台博弈的局面，这种政策与实务之间的矛盾，也是电视节目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如何协调者两者的关系？本文试着分析电视节目娱乐化与制度化的困惑，探讨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以期更好促进电视节目的发展。 电视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属性。长期以来国内一直把电视节目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工具，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节目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其中娱乐化逐渐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目前国内电视节目经常剑走偏锋，出现了低俗化现象，降低了文化品位，忽视了与社会责任。学术界对此类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与批判。如李良荣的《诊断中国传媒娱乐化》、欧阳宏生《快乐有度 过犹不及：对当前“电视娱乐化”问题的再思考》、孔令顺《中国电视的文化责任问题研究》、孟宁《走向娱乐化的中国电视文化——警惕中国电视文化娱乐化的异化》、王佳《湖南卫视娱乐化研究》、刘行宇《中国电视泛娱乐化现象探析》、宋艳《中国电视娱乐化现状研究》等等。国外研究比较突出的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认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①提出了娱乐化的危害性。关于制度化研究，国内学者有陈怀林《中国传媒制度的渐进改革》研究了中国媒体制度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丁和根《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梳理了新中国传媒制度的渊源、确立、变迁经过，并指出这种变迁是是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②易旭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研究》“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等。③国外学者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对影响电视的隐形媒介审查行为及其内部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挖掘出隐藏在电视的形象及其话语这些假象背后所蕴含的秘密。④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来研究娱乐化与制度化，认为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不约而同地批判了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同质化。但是，针对如何协调这两者关系方面的论述目前比较少，那如何使两者达到协调呢？ 首先，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往往采取低俗化、庸俗化的节目来博取受众的关注。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指出：收视率“是隐藏起来的上帝，它不为人们所见，但它却一直统治着这个圈子，如果节目下跌了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直接走向死亡无异。”收视率决定了电视节目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博弈局面。目前，国内电视台有三个功能，一是宣传党与政府方针政策；二是对公众服务；三是商业活动。同时政策上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但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收视率，电视台娱乐节目往往会走向低俗化，缺失了社会责任。当前电视台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为了利益最大化，少数电视台一味追求收视率，采取末位淘汰制。社会责任缺席，这是过度娱乐化的困惑。但又不能采取压制手段，不让电视节目朝娱乐化发展，因为娱乐是电视本身的属性。布尔迪厄指出：“在50年代，当电视作为一种新现象问世时，电视关注的是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90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实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最终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偷窥癖和暴露癖。”⑤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指出“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严肃电视这一术语自相矛盾。⑥电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从制作动机上看，大众文化不是创作主体为抒发个人意志、探索未知领域、拓展精神领域而进行的创作，而是以利益驱动、被市场控制的行为；从制作方式上，它不是个体精神激发下的灵感张扬与技艺展示，而是以科技促进的，以大规模协作拼凑、反复制作播出的；从制作机理上，它追求时尚，制造和追随潮流，把深度平面化，它以感官刺激为最高标准而不是追求对深度的开掘和对灵魂的探究；从产品形式上，它又具有图像性，以曲折的线条、缤纷的色彩、感人的形态去刺激受众的感官。”⑦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