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今文经学.docVIP

孔子和今文经学 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最尊崇的地位已经二千多年了。但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在汉代有今文学、古文学的不同，而今文学之初，有齐学、鲁学的不同，古文学末流又有南学、北学的不同。宋代有朱学、陆学，而明代薛、胡为朱派，陈、王为陆派，也很不相同。即以清代考据学来说，也有吴派、皖派的不同。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我们如其专从某一派的认识来批判孔子，而不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其结果不过只批判了某一派的学术思想而没有真正批判到孔子。所以我们是否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的困难就在于此，每个批判者实际上、主观上也极不容易完全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来对待孔子。寻根溯源，区别出一些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如果从历史的变化上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一时期，甚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甚么样人推尊孔子，这倒可以帮助对孔子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孔子生当周代社会已到崩溃时期，而孔子却反而要维护旧社会，所以他在当时必然非常落后。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问题就在于此，孔子既为旧社会恶势力所摈斥，又为新社会新力量所推崇。但从学术上来说，他值得推崇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汉代所推崇的儒学，是当时最盛的今文学。可以说，孔子是因今文学为时所重，才开始取得汉武帝的尊崇的。今文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儒家独尊之所在。我们从这里面来理解孔子，可能差得不大远。 却又有一个问题须得研究，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专制君主的差别，究竟在甚么地方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子扶苏就谏劝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秦始皇对儒生是深恶痛绝的。然而汉武对儒生却又推崇备至，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其实，秦皇、汉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秦是因“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才致焚书之祸。从《说苑》的记载看，鲍白令之（应是鲍丘之误，即《盐铁论》之包丘子，《史记》之浮丘伯，详《浮丘伯传》）提出“禅让”理论，面责秦始皇为桀纣，而主张五帝“官天下”，反对“家天下”。然而“禅让”却是今文学一大义。儒生就是坚持这一主张来与秦的统治者作斗争的，所以始皇必至坑儒。但汉武帝又何尝不如此呢？赵绾、王臧请立“明堂”，这也是今文学一大义（详后）。赵、王两人都是武帝的老师，但因此两人同致杀身之祸。即如武帝以后的眭孟、盖宽饶，也是请汉帝禅让而致杀身之祸的。由此可见，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但“汤、武革命”，岂非今文学一大义（详后）吗？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 我们又从战国末期儒、墨在社会上同为显学，而又不为时君世主所愿接受这一点来探讨，也能看出儒、墨的主张，确在当时是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与专制君主对抗的。墨家首先提出了选天子和公卿大夫，《礼运》认“大人世及”为小康，那末大同所主张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天子。《礼运》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自然要尧、舜禅让才是大同。前后思想是一致的。小康是“天下为家”，大同是“天下为公”，两相对照，这是何等明白！“货力为己”，“以立田里”（井田），和“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于己”是相对照的。“城郭沟池以为固”，和“讲信修睦”是相对照的。“各亲其亲”和“不独亲其亲”是相对照的。“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和“谋闭不用，乱贼不作”也是相对照的。可见儒、墨同为显学，正是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