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继承、整理提高、创新中医——温振英谈儿科中西医结合探究.docVIP

全面继承、整理提高、创新中医——温振英谈儿科中西医结合探究 　作者：郑军 丁丹丹 李敏 彭云 王仲易 【摘要】 回顾50年中西医结合研究历程，温振英以“全面继承、整理提高、创新中医”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应随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而变换其内涵。当今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应发扬中医“人身一体、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发挥中医特色整体医疗优势，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宏观分析，结合相关中医理论的实验研究的微观分析论证，探讨儿科保健、预防和疾病治疗。 【关键词】 温振英； 辨证论治； 中医儿科学； 中西医结合/发展趋势 温振英（1928-）早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先后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任教和在北京中医医院从事中医儿科医疗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及教学50多年，进行了多种研究思路方法的探索，经历了儿科中西医结合研究历程。 1 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特点 1.1 20世纪5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萌芽时代 当时由于中医学受旧社会政府的排挤，到了解放后全国没有一所中医高等院校，没有一所中医医院，只有少数私人开业和药店坐堂行医带徒，多数想学中医却“入学无门”，学成了中医，没有中医院可施展才华，当年流行病和急性病虽多，中医却无用武之地。为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为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政府组织了西医离职系统学习中医班，成立了5～6年制的中医高等院校和中医医院，并明确了中西医结合的任务是“全面继承、系统学习、整理提高”，“把中西医药之长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1.2 20世纪60年代是全面继承和验证中医药、中药加西药和与西医药的疗效对比的探索阶段 总结名老中医对儿科疾病的辨证论治经验，观察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分型的关系，儿科对急性病、多发病（包括传染病）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麻疹、乙脑、流脑、肠炎、肺炎、肾炎的治疗都取得很大成绩，为中西医结合研究奠定了可贵的基础，同时病证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医教材规范化的制定。 1.3 20世纪7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成熟阶段 全面开展中药方剂改革研究，单味药、古方、验方、内外治结合的新疗法，新针疗法，针灸麻醉等都是研究的课题，剂型除原有丸、散、浸膏、煎剂外，醇提纯、蒸溜、喷雾加热等制成口服液、肌肉注射剂，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 1.4 20世纪8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丰收阶段 对已取得成绩的疗法和药剂进一步深入研究，突出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研究中医理论较多的是气、血、阴、阳、肺、脾、肾实质的研究及中医法则如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固本和扶正驱邪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中西医临床宏观辨证辨病分析，结合有关的实验微观分析论证。由于多单位、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最多。 1.5 20世纪9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深入阶段 虽然课题和方法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更为深入，更多吸取了新的科技手段，以提高研究水平。 2 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特点 温振英认为21世纪将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历史的转折时期［1］。医学科技的迅速进步，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研究将医学研究的重点由治疗转到预防和保健，医学模式转向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的世界医学模式时代，免疫接种预防医学的进展，抗生素、抗癌制剂的更新换代等，使儿科疾病发生了巨大变化，烈性传染病减少甚至绝迹。疳积、营养不良在大城市不复存在，接踵而来的是免疫失调、消化功能失调、营养代谢紊乱和尚无疫苗预防的病毒性疾病。这些新的病种都不是用古方、传统方药能迎刃而解的，需要用中医整体调控，治未病或扶正驱邪、防治结合为指导思想，要把重点转移到既有的中医、西医都没有解决的课题上。中西医结合儿科研究要强调重视中医特色，强调临床研究，强调实用性。 中医学对疾病辨证和治疗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正（体质强弱和分型）、邪（各种病因引起的证侯表现）,即本质和疾病消长特征（证型）的研究。强调中医辨证论治的同时要审机求因，标本兼顾整体治疗，既治疾病兼调体质［2］。因为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症状与病因比较病因是本，正邪矛盾的主次证是本，故应把调整机体的“扶正以祛邪”作为中西医结合儿科研究的重点。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相应地使医学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治疗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疾病得到控制。但是仍有病因不明，西药治疗无效的疾病，则依靠中医对机体本质的阴阳、气血、脏腑功能的调节。 　 运用中医“扶正祛邪”理论法则，扶正并非就是用补法。其实质是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协调五脏、平衡气血、阴阳，预防和治疗外感性疾病及内伤疾病,即“扶正固本”［3］。温振英强调中西医结合儿科研究要重视中医儿科特点，根据小儿“脾常不足”的生理特点，从中医“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切入，但是要注意在研究中切忌单纯以证为主题，用客观指标来验证，象“脾虚证”的客观指标的研究，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