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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低俗化深层反思[摘要] 近年来，电视节目低俗化颇受诟病。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作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市场化、商业化才是其真正的幕后推手；而在娱乐化的内在逻辑的考察中，又可以发现，娱乐化的文化实质是媚俗，当代中国传媒的后现代化则在进一步颠覆了社会价值、消解社会意义的同时，也使得传媒自身迷失于无意义的低俗与琐屑；市场化、娱乐化与后现代化及其困境的考察为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现象指引了更为本根性的文化方向与实践思路。 [关键词] 电视节目低俗化；传媒市场化；传媒娱乐化；传媒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2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55—06 近年来，以电视相亲节目为代表的电视节目被指为低俗而备受批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也连续刊发文论，呼吁去除电视节目的低俗风气，国家广电总局则接连下发文件，以整治此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之倾向。在这场电视低俗节目泛滥的风暴中，学界与公众几乎一气同声地指责大众传播媒体，认为正是它们导引了低俗的社会文化风气与品位。这种思考本身并非一无是处，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媒介文化低俗化与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文化领域的大众化与后现代化等直接相关。窃以为只有在这些维度的考察中，我们才能把握到媒介文化的原初脉动，也只有在这种考察中，我们才能找到问题解决的真正方向。 一传媒市场化——电视节目 低俗化的幕后推手 低俗电视节目的主要表征是节目形式的娱乐化与节目内容的庸俗化。但不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电视娱乐化热潮，还是近年来被批为低俗的一轮又一轮电视相亲热潮，都与传媒市场化直接相关，可以说，传媒市场化才是电视节目低俗化的真正幕后推手。早在19世纪中后期，我国传媒就开始了市场化的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市场化则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相伴行进：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八家报社实施企业化管理的报告，我国传媒就开始了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变。基本方针是：国有制方针不能变，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尝试着分期分批减少对传播媒体的经费投入，各传媒机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财政不给补贴”。此后，我国不断推出了更多的传媒市场化举措，传媒市场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在理论与政策上也逐渐趋于明确化，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及“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方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调整。市场化、产业化进而促进了我国广电传媒的集团化，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传媒集团化都无疑是我国传媒市场化的顶峰。 传媒市场化运动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传媒自身而言，传媒的身份及其传播理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实际情况，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事业单位”强调的是其“事业性质”，这要求它在政治方针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好舆论引导者、道德教化者的社会精英作用；“企业化管理”则是要强化其自主经济主体的职能，以释放其创造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化作品并激活其市场潜能。这种双轨制赋予大众传媒以双重属性或身份：一方面，传媒是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这种身份要求它应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一个高明的舆论引导者与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传媒又被作为是自主创收、自谋生路的企业主体而推向市场，必须自谋财路以支撑自身的运营；换句话说，媒体只能凭借其产品的优良品质以赢得市场份额，从市场份额的回报中获得再生产的投入。 当代中国境遇下，大众传媒的这两种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为，我国意识形态的根本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这种宗旨贯彻到媒介实务中就是要以服务受众，满足受众的需要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而在传媒市场上，传媒拥有了受众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市场，从而获得了生存空间。故此，从理论上讲，坚持意识形态属性最好的传媒，也完全可以在传媒的产业属性方面表现出色。但问题却是，传媒的产业属性及其所赋予的经济创收者身份时常被片面地夸大了：针对传媒产业属性的一种错误理解与操作是将其产业属性视为主导性、决定性方式方面，以至于完全凌驾于它的公共服务属性之上，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把自身的经济效益凌驾于它的社会服务原则之上，从而呈现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这使得许多传媒机构在强调其文化产业部门性质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与地位。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倾向促推了传播理念的变迁：在市场化体制中，受众的身份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消费者，斯迈思把这种信息消费者解读为媒体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受众商品；与之相关的是，传媒则把自身定位为信息生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