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管制模式与标准的确立.pptVIP

社会管制模式与管制标准的确立  ——国外管制发展实践 行政管理 200406057 前言 社会管制 ——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对带来外部负效应的行为加以制约。 强化社会管制，不等于简单的禁止，强化社会管制，最重要的是各种标准的确定与建立。如果缺乏确定、合理的标准，那么，加强社会管制要么成为某些部门任意妄为的遮羞布，要么变成流于形式的口号。 同时，标准的建立过程是与管制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的，一个确定的管制模式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标准的建立。 分析框架 1、美国社会管制模式的发展历程 2、管制模式发展过程中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影响 3、管制模式对管制标准建立的影响 4、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会管制模式的发展历程 1.1 “国会控制”（Congressional Control）模式 该模式主要运用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40 年代中期（1946 年《行政程序法》颁布前），尤其是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主要是经济管制的模式。监管机构通过对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质量标准和服务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监管机构的管制，被严格限制在建立机构时的个案法授权之中，如何授权和授权范围完全掌握在国会手中。 1.2 监管机构“自我控制”（Self-Control）模式 从国会1946年颁布《行政程序法》开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最显著的特征是：独立监管机构拥有半立法、半行政和半司法的“三位一体”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府设立了一大批新的监管机构，如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署等，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免受消费品、工作场所、环境污染带来的侵害。由于没有一个机构集中审核和协调监管机构的规章，以“命令―控制”方式进行管制，结果导致了机构臃肿、规章繁多、规章之间重复和冲突，反而影响了市场效率。 1.3成本―收益（cost-effectiveness）分析模式 1980 年国会批准在总统预算管理办公室（简称OMB）中建立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简称OIRA）。 监管机构被纳入OMB 和OIRA 监管范围。监管机构制订和发布规章，必须提交成本―收益分析的报告，OMB 和OIRA 既要审核监管机构的规章草案，提出意见，将审核后的重要规章提交国会审核，又要向国会报告联邦政府管制的总成本和总收益。 OIRA的设立，克服几十个监管机构各自为政、信息不通的弊端，避免规章之间的冲突和重复。 二、美国管制模式改革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 2.1 总统行政权的推动 2.2 国会立法权的影响 2.3 法院司法权的影响 2.1 总统行政命令的推动作用 福特1973 年签署了“11821 号行政命令”。该命令中体现的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思路。 卡特于1978年3月签发了“12044号行政命令：管制分析”，规定：监管机构用成本―效益衡量管制的效率，制订新规章，要对受规章影响的行业、企业、就业和消费者进行分析，要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 里根1981年3月发布了“12291 号行政命令” 。指出管制目标是社会净收益最大化，必须使管制对社会的潜在收益超过社会的潜在成本。其次，建立了成本―收益分析的程序，提出了主要规章的衡量标准。 布什继任总统后，坚持执行里根的12291号行政命令。 2.2 国会立法：基于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1995 年以前，国会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立法，持观望态度。1995 年以后，国会则通过了十几个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法案，使管制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2.2.1 建立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制度 2.2.2 建立联邦管制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的报告制度 2.2.3 建立国会审核规章的制度 2.2.1 建立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制度 《1995 年无资金保障施令改革法》第一次规定联邦监管机构制定规章时必须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要求监管机构分析管制对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种族地区政府的影响，分析管制对生产力、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工资的影响；第一次规定联邦监管机构实施管制的衡量标准，即管制的收益大于管制的成本、或者管制的收益能够证明为它所支出的管制成本是合适的。 《2002 年管制改进法》规定，成本―收益分析必须作为监管机构制订规章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管制影响的分析要作为规章草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加强政府的责任和提高管制的质量。 2.2.2 建立联邦管制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