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谱系权力话语与妇女发展-社会学视野.docVIP

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 ——国际发展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 胡玉坤 等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形形色色的发展话语得以建构，发展政策与干预也得到不断拓展和完善。 尽管社会性别关系深嵌于发展进程，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可以说既植根于主流发展轨迹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解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主流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主流发展努力尤其是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 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式自萌发以来就成为一项国际性事业。作为全球发展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联合国早在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平等权利信念来审视她们在经济上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只将她们看作是孩子生养者、持家者及家庭主妇。这种观念渗透在发展政策和项目之中，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表现为不是有意无意地漠视妇女，就是聚焦于诸如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母婴保健、营养、卫生及家政等方面的干预（Braidotti,1994）。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涉及妇女的发展援助项目还不及3%（Kabeer, 1994）。其时发展工作者几乎都失之偏颇地认为妇女的需求可以通过由男性户主主宰和控制的“家庭”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任何嘉惠于家庭的项目必然使户内的所有成员都自动受益。 正因为如此，发展项目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很少有人意识到，通过仅有男性（或以男性为主）参与的当地组织和社群来传递信息、发放实物或实施项目有什么不对的。有人进而认为通过帮助妇女提高其照料孩子和满足家庭需求的能力，户内每个人的旨趣都可以得到最佳实现（Young,1993；Kabeer，1994）。由于只狭隘地从家庭福利的角度来关照妇女，第三世界女性作为粮食生产者、加工者、小买卖经营者及其他有酬无酬劳动者的角色和作用，几乎都在发展理论与实践中被隐匿了。在此情势之下，妇女只被看作是发展项目的受援者和受益人，而且常常被视为需要他人通过特定发展努力给予援助的被动群体（Elson，1995；Kabeer et al.,1997）。 1970年，丹麦经济学家博斯鲁普(Boserup)的拓荒之作《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问世，无可辩驳地打破主流发展的福利“神话”。通过描述妇女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生产部门的巨大贡献，博斯鲁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妇女被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的事实：即妇女非但没有受益于发展，相反与男性相比，发展过程还常常导致妇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譬如，当越来越多男性被吸纳到现代农业部门时，妇女则滞留在温饱农业中，被剥夺了获得土地、信贷、培训及技术的机会。有些妇女甚至被排除出其传统的生计领域，社会性别发展鸿沟因而显著拉大了。 博斯鲁普进而分析了现代化和经济变迁对不同年龄、阶级、种族的妇女群体的影响。知名女权主义学者Beneria和Sen（1981）很有见地地将博斯鲁普的开拓性贡献概括为五个方面：（1）系统阐明社会性别是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影响劳动分工的一个基本要素；（2）对社会性别差异的原因及影响机制做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剖析；（3）描述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温饱经济的渗透，尤其是土地改革、经济作物生产及引进现代技术等给妇女带来的更大负面影响；（4）揭示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但它们在生产与收入统计中被漠视了；（5）表明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影响到妇女的非农转移。虽然博斯鲁普主要着墨于妇女户外角色而忽视了她们在户内的作用，尽管她也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身提出挑战，但其理论建构和政策视野无疑是高屋建瓴的。 像博斯鲁普一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不少人已开始意识到，很多第三世界妇女的相对地位在过往20多年实际上改善甚微，在某些部门甚至呈下降之势。比如在非正规的工业部门，妇女通常从事报酬最低、最单调往往还是有损健康的工作（Rathgeber,1990）。缘此之故，《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面世后备受推崇绝非偶然。正如Chua（2000）等很有见指出的，这本著作诞生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而且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1-1980）开启伊始，主流发展机构也开始意识到它们一直倡导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预期成效。这部力作系统阐明了发展进程中社会性别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不可剥离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必须“转变国际发展政策的政治与经济原由”（Braidotti, 1994）。它由此催生了绵延至今并对国际主流发展产生了很大冲击的“妇女参与发展”（“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