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专业引发风波.docVIP

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专业引发风波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开办最早的近代外国语学校，直辖于总理衙门，其初衷是培养懂外语的外交人才，最初只开设英语、法语和俄语三个班。1866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恭亲王奕?奏请招收已经获取科举功名的“正途”人员进馆学习，“延聘西人”教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这一举动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上奏说，朝廷“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臣民讲求“气节”就能自强，认为“规模宏远”的“尧舜之道”、”明体达用”就足以将一切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在他看来，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士人”去学习制造轮船洋枪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引向歧途。张盛藻的奏折被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其后，晚清士林领袖、身为帝师的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洋务派大臣就天文算学的学习内容和以洋人为师这两个问题展开了争论。 倭仁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人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朝廷对倭仁不能像对张盛藻那样斥退了事，问题被抛给了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重点阐述国家的危机和“自强”的紧迫性，并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 倭仁再次上奏，依然坚持己见。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恭亲王确实有把握能将算术学精通，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的软肋，但作为反击，奕?说，上次大学士提到“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负责揽师招生教授。”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朝廷下旨要求他留心访查，一旦找到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以收实效，朝廷还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打压，但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对联来支持倭仁。有对联这样写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来讥讽同文馆的馆名和师生。还有作俚语笑骂的，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在一次聚会时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不准再入会馆。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这对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和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总理衙门1867年奏称，“两月以来，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招不到学生，聘请的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教师，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虽然如此，它毕竟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