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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及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摘要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三大灵活机制之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在我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和构建国内碳市场带来了风险与障碍。针对于此，本文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类型、数量、注册、签发等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虽然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缺失，项目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缺乏对转让技术的科学评估等。然后，通过介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在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项目投资减少、成本增加等市场风险以及“碳泄漏”等环境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本文提出以现有清洁发展机制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思路，即建立以排放交易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自愿碳交易市场构建为起点，以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的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 关键词 清洁发展机制；排放交易；核实减排量；“后京都时期”；碳交易市场 中图分类号 X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11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19 根据《京都议定书》关于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规定，允许负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包括政府和私人经济实体）向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减排项目，据此获得“核实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CERs）”，发达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核实减排量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用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据此，发展中国家得以被纳入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CDM项目东道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碳市场规则，在分享CDM所产生的可持续发展效益的同时，CDM项目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特别是随着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到来，国际碳交易市场风险和环境风险逐渐提高，如何正确分析CDM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合理评估国际碳交易市场中CDM的发展趋势，构建中国国内碳交易市场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1 清洁发展机制在我国的发展及问题 1.1 CDM在我国的发展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巨大的减排潜力和低廉的减排成本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投资者前来购买排放权，CDM在我国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11月1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2 785个；截至2010年12月13日，中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已达1 079个；截至2010年12月17日，中国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项目达到1 100个，占全球东道国注册项目的41.94%，位列第一，且明显高于第二位的印度（582个，占22.19%），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1］。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注册项目的年平均预期核实减排量占全球核实减排量的61.70%，位列第一［2］；截至2010年12月17日，中国已签发核实减排量占全球总签发量的53-58%，位列第一。 中国已成为全球核实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国,为平衡全球碳交易市场供需、稳定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尤其是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配额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全球作出了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 由表1可知，我国CDM项目发展的基本情况为：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从获得批准的类型上来说，获得批准最多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近2 000个，而最少的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却只有4个；从联合国注册的情况来看，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然占居了注册项目的绝大多数，但注册成功率却不足50%,而11个获得HFC-23分解项目却全部获得注册，4个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有3个获得了注册；从已注册项目的签发来看，不到30%的已注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了签发，但HFC-23分解项目全部获得签发；从注册项目估计年减排量来看，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数量占了绝大多数，但其估计减排量却只占了40.21%左右，而11个HFC-23分解项目的估计减排量已经占到了总减排量的25.42%。 政策导向和利益驱动是CDM项目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在技术转让和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提高就业率方面贡献较大，具有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因此获批的项目显然较多；HFC-23和N2O分解项目开发成本、风险以及技术改进要求低，单个项目年平均核实减排量数量很大，但是此类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