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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为了明白哲学道理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著有多部哲学著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1928年，哲学大师冯友兰喜添一女，取名冯钟璞，笔名宗璞。1938年，年仅10岁的宗璞在战火中，随家人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的8年时光，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5年春到1987年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1993年秋，宗璞重新提笔写《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2005年4月，宗璞因《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每当回忆起父亲，她的眼睛里总闪着光：“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的教育理念是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那就要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 （今中山大学）。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 　　1940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 《西铭》 并列。父亲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依然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呆气与儒气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 》，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 　　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