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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宏观经济政策：稳定还是效率 　　弗里德曼说，政府在货币体系方面的作用已获得广泛认可。但这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货币政策框架到资源配置，都可能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因此，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 　　最佳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是货币市场政策（“直升机撒钱”式的货币融资）还是信贷市场政策（信贷融资）？从历史经验看，决策者很难做出选择，经常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不同利益的博弈也导致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不过，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帮助分析不同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总体风险以及风险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分担。 　　历史上美国在出台货币和财政政策时经常围绕四个方面争论不休：（1）是否允许不可兑换的纸币成为偿还公私部门债务的法定货币；（2）联邦政府是否应该赎回各州政府的减值债务；（3）美国政府是否以及应该如何实行金本位；（4）是否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应承担什么职责。这几个问题的争论是持久的，但争论的结果都是暂时的。同一个政治家可能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一个连贯一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而是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下的巧合和折衷。 　　上述争论促使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系列经济模型，以判断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行组合的不同后果。我主要采用理性预期模型，分析中央银行应该做什么以及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不同作用。理性预期假说强调了市场主体对政府未来行为的预期将影响当期的产出和政府行为，而真实票据理论是争论的核心。 　　对亚当?斯密提出的真实票据理论，有人认为是一个危险的谬误，也有人认为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础。实际上，所谓真实票据理论，既不是支持自由银行制度，也不是推荐中央银行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票据。这个理论现在仍在使用，为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私人证券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无论支持者或是反对者的立场如何合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很可能会改变之前的想法，这是政策选择的难点。 　　传统最优货币政策框架的前提条件是“确定性假说”，如果我们考虑模型不确定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制定，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政治家和选民的选择会轻易改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思考始终无法回避对经济效率和金融稳定的权衡。弗里德曼的观点说明了稳定和效率之间如何权衡以及不同选择下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 　　一个长期且与当前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真实票据。银行可以将风险证券打包成真实票据吗？现有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开展期限转换、提供流动性、分担风险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这些活动也让金融体系运行更加脆弱，因此需要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以及政府提供存款保险。我将从相反的视角审视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指出一个设计良好的监管体系必须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 　　真实票据vs货币数量 　　真实票据理论强调效率提升来自于金融竞争。该理论认为应消除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法律障碍，对妨碍竞争的法律障碍可以直接废除或规避，以允许金融中介自由发展。只要各银行将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投资于真实票据，就可以有效控制货币发放，制约信用供给，进而保障银行业的稳定和安全。我们从萨缪尔森的“世代交叠模型”角度来研究真实票据理论和货币数量理论这两个相对立的学派。在模型中，自由放任的经济存在多种均衡，私有信贷供需的波动导致了价格的过度波动。货币数量理论与法律限制的支持者都要求阻止银行发行货币债务，使得中央银行成为货币类资产的垄断发行者。真实票据理论与自由银行的支持者看法一样，支持对上述限制的破坏，以及无限制的自由的私有金融中介。 　　显然，货币数量理论提出的隔离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做法，有利于稳定价格水平，但会影响经济效率。因为不同的市场主体在风险相同情况下的资产回报率不同，这种资源均衡配置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货币数量理论导致了“帕累托无效”。而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真实票据政策实现，因为中央银行提供的是大量充足的基于私人借据的内生货币。如果中央银行追求目的在于破坏数量理论限制的公开市场相机抉择策略，真实票据理论就是“帕累托有效”。要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一种方法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废除法律限制、允许金融中介自由发展（即自由银行）。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均衡。 　　在先天缺乏借款人的经济中，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会导致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量不稳定，但法定货币会升值。如果利率较高，经济中有足够的借款人，消除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障碍会导致法定货币贬值，因为经济转向商品本位制。在这个过程中，法律限制保护了法定货币价值的稳定。也就是说，这种均衡虽然也是帕累托最优，但法定货币会贬值。芝加哥计划 　　芝加哥计划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弗里德曼认为是由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和劳埃德?明兹提出。芝加哥计划的本质是债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