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docVIP

　　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F224.0；F062.2 文献标志码：A201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4 778个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优良的比例仅为10.4%；在74个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中，空气污染超标城市比例高达95.9%。严峻的环境形势不禁令人反思，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真的只是工业化发展的阵痛吗？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因素，在中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下，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乃至主导作用，而财政则是政府发挥管理引导职能的重要手段，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便有可能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发展进而对环境污染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人的生产活动，以人口集聚为核心内容的城镇化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时代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国以工业化和政府引导为双重动力的城镇化与政府管理体制和环境污染具有难以分割的联系。因此厘清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对于从体制层面分析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进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财政分权与城镇化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对其关系的探讨也有丰富成果。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Kunce et al（2007）认为分权体制导致的“逐底竞赛”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从而导致地方环境质量的下降；而Chupp et al（2011）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则显示，当州政府能从环境管理中获得更大收益时，地方政府会倾向于设置更高的环境标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实证为主，张克中等（2011）从碳排放视角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分权可能减弱地方政府对碳排放的管制；闫文娟（2012）等则基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角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刘建民（2013）等基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谭志雄（2015）等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李根生等（2015）则针对城市雾霾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自主度的提高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力度，而内生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则削弱了这种激励作用。 　　周建仁，陈盈盈：财政分权和城镇化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 　　关于城镇化的环境效应，Grosman et al（1995）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与温室效应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Grenshaoran’s I指数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一般为[-1，1]，小于0表示空间负相关，大于0表示空间正相关，等于0则表示空间不相关。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省域环境污染指数历年的Moran’s I均为正且高度显著，表明环境污染确实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相关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为反映因变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和反映因变量空间集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SEM），但较难根据先验经验推断哪种空间模型更加符合客观实际。Anselin（1995）认为如果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发现LMLAG比LMERR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可以断定适合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如果LMERR比LMLAG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则可以断定空间误差模型是恰当的模型。本文基于这一准则进行检验后发现空间滞后模型在统计层面更加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2.变量选取与数据 　　（1）环境污染 　　为全方位体现我国区域环境污染的真实水平，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将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噪声污染均纳入计算范围，使用年度人均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的加权和表示区域环境污染程度。但由于不同污染物的量纲不同，如何给各类污染物指标设定权重是相关研究的一个难点，我们在广泛查阅相关文献之后认为，以消除各类污染所需成本的大小对污染物进行赋权可以更为客观地体现环境污染的经济成本，从而能更好地反映财政分权及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参考学者刘渝琳和温怀德（2007）所确定的消除各类污染物所需的单位货币成本，并将其换算为2000―2013年的平均价格水平，从而得出消除二氧化碳污染的成本为0.055元/kg，消除二氧化硫污染的成本为1.228元/kg，消除工业烟粉尘污染的成本为0.689元/kg，消除水污染的成为1.245元/kg，消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