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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民彭怡平 　　彭怡平是个很难被定义的人。她在台大读历史，巴黎读电影，学很多门外语，写作、摄影、旅行、策展、拍纪录片，关注电影与美食。 　　她在大陆首开个展名为《女人的房间》。她希望通过展览让人们反思“女性”符号在社会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如何透过“空间”来建构自我形象，解构社会制约。她做的“女人的房间”纪录片，更是跨界得“更不像话”。台湾媒体不知道怎么称呼彭怡平，干脆叫她“艺术家”。她自己，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弥补一些社会的不足。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都应是文化公民。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政治公民的阶段，但还没有进化到文化公民的阶段。 　　从Her story到Her room 　　1989年在台大历史系的最后一门专业课上，彭怡平问了自己的老师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history）是His story（他的故事）而不是Her story（她的故事），老师没能回答她的问题。自此探究女性故事的志向在她心中萌芽。18年后她用她游历40个国家，记录12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国度的女性故事后写出的《她的故事》一书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2008年出版了《她的故事》之后对于彭怡平来说并不是发掘女性故事的终点而是一个开始。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小说《自己的房间》中表示： “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让彭怡平深有感触，也启发她开始一场世界女性房间的探索之旅。她用了12年时间，拍摄了52个国家的女性，走进了200多个女性的房间。 　　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彭怡平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女性的角色在历史中是缺失的。女性都是符号化的存在，女性角色渐渐成为一个符号，男性视角历史中的装饰。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大多以否定性的形象存在，例如红颜祸水妖女这类形象。女性的历史是被掩盖的，大部分女性的历史是被冲掉篡改被拔除的。西方历史更是如此，更确切的说全世界都是这样，那女性究竟在哪里呢？这也让彭怡平开始以女性视角来记录女性。而房间是一个很好的记录介质。在筛选拍摄对象时，这些女性都至少要拥有自己的房间，而且这些空间都能表现个人喜好，能反应她的职业与家族的关系，能反映文化特质。很多拍摄对象看完彭怡平的照片都说：你看到的我比我看到的我更清楚 。 　　前段时间杨绛先生去世，彭怡平发表了一篇“我永远做不了杨绛”的文章。她认为杨绛被这个社会奉为典型就是在女性面前树立了一个要为自己丈夫牺牲自己的才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范例，而这是恐怖的。这种社会树立的认知会让很多女性放弃自身发展而委身成为一个贤内助。在拍摄过程中她也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在询问自己的女性好友是否接受拍摄时，很多女性的第一反应是回去询问自己的丈夫可不可以，而有的女性以认为自己不够好拒绝她。这些事情无一不反映了女性自身的不自信以及女性本身将自己的性别看作第二性的社会事实。这种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认知束缚了女性思考的能力，限制了女性各个领域的发展。 　　“女性若想要写作，一定要有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经过这12年的拍摄，彭怡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认为伍尔夫的那句话是在告诉女性：女人不仅要经济上独立，同时还要拥有一个空间哪怕这个空间是心灵的空间。但是很多女人并无法做到保持拥有自己心灵空间的自觉性，所以就需要借助实体的空间作为心灵的依托。哪怕是一张桌子、一面墙的空间也应该让家人认识到女性并不是只以妈妈，妻子，媳妇的身份存在而是以一个独立存在的人而存在。家人之间还是应该要有空间和尊重。 　　为全球女性写一部史记 　　伊朗伊斯法罕市，一间普通民居内，台湾摄影师彭怡平用提前恶补的波斯语问79岁的塔荷蕾：“奶奶，你人生的未尽之梦是什么？” 　　“我奶奶没什么梦想。”塔荷蕾的孙子抢先回答。 　　“奶奶，你的梦想是什么？”彭怡平再问。 　　“奶奶就是希望全家人好。”孙子依旧抢答。 　　“奶奶，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不等孙子开口，彭怡平提前送他一句：“Shut up！”？ 　　就在三人相对无言时，窗外响起一阵铃声。塔荷蕾走到窗边，一群穿校服的女生正从街对面的学校嬉笑着走出来。那一刻，彭怡平看到塔荷蕾的眼睛仿佛亮了一下。 　　“小时候我母亲告诉我，女人一旦有了知识就找不到人嫁，因为外出求学被认为不再纯洁。” 塔荷蕾终于开口。她告诉彭怡平，因为不被允许，自己从没上过学，只读过《可兰经》。“有生之年我想穿上校服，想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 　　塔荷蕾是彭怡平主题摄影《女人的房间》的拍摄对象之一。 　　从2007年到2014年，彭怡平扛着摄影器材走出台湾，单枪匹马走访了10个国度，用她大学时就掌握的英、德、法、日、拉丁等5种语言，以及每到一处提前学习的至少百句当地语言，叩开了200多个女人的房门，最终完成《女人的房间》一书及同名摄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