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客厅常常撞脸.docVIP

我们的客厅常常撞脸 　　电影《如父如子》里，福山雅治饰演的城市中产，和一个乡下小卖部老板抱错了孩子。亲生儿子在自己家住了几天，回到乡下对养父说：“他们家好像酒店。” 　　像酒店，这大概也是中国极大一部分城市家庭的装修风格。只不过，有一些更中式，像贝聿铭的香山宾馆；有一些更西式，像喜来登、索菲特和大部分连锁酒店。 　　具体到陈设，中式的家庭少不了红木家具（或仿红木家具），西式的家庭也绕不过宜家、美克美家的标准化定制。最最重要的，不论中式西式，客厅正中必然正襟危坐一台尺寸不小的电视机，似乎它比这所房子里其他所有的事物都高贵。 　　就算不用，也要摆中间 　　我有两个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朋友，他们的共同做法是在客厅里摆满书架，再把一台电视突兀地嵌在书架里。可怜的尼尔?波兹曼、赫胥黎、麦克卢汉，如今也只能乖乖地待在书架里，滑稽地拱卫着那个黑匣子。 　　我还有一个朋友，像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恭恭敬敬地在客厅正中摆着一台电视机，还为它郑重其事地买了一组电视柜（尽管他的电视是挂式的，根本用不上电视柜），但他从来不用它。 　　总而言之，他们是群奇怪的人，花了几千上万块搬回来一台电视，给它上座，却往往一个月也用不了一次。 　　把电视放在家里最核心的位置，最早是美国人的破毛病。当电视出现，美国人把它搬进家里，每天晚上认真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上两三个小时，电视简直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分子。再后来，黑白电视变成了彩色电视，再再后来，影视明星成了美国总统。电视在客厅中的地位，慢慢地扩散到了全世界。 　　在电视喧宾夺主前，美国人还有客厅读物文化。但在中国，既然三十年前并不以读什么书为荣，因而也就不知道，除了电视，还有什么东西应该被郑重地摆在客厅里。 　　客厅和电视一起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家庭是没有客厅的。十分凑巧，当中国人重新拥有客厅的时候，他们几乎也同时拥有了电视。 　　早年的中国人，一起住在筒子楼里。狭小的房间里，只是床就占去一半。剩下的地方，摆几张桌子、椅子、柜子也就满了。电视机？纵使买得起，也只能委屈它挤在角落里。 　　到1987年，中国人才开始大面积住上“套房”。那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了《住宅建筑设计规范》，规定：“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每套必须独门独户，并应设有卧室、厨房、卫生间及储藏室间。” 　　那时候，造房子的主体是国家和企业。房子还被当作一种福利，因而面积严格限制，45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就要被归入“大户型”。那时的客厅极其狭小，又极其重要：它成了每个家庭展示自己经济实力的平台。客厅的中心地位，从当时的空间设计上就可见一斑：不论这套房子有几室，所有的门全部开向客厅――包括厕所的门。 　　作为平台，客厅最重要的展示品就是电器。乔迁新居的家庭，自然要把崭新的彩色电视机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不仅如此，本应出现在厨房的冰箱、本应出现在阳台的洗衣机，全部都被耀武扬威地呈放在客厅。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颁布，商品房制度正式确立。房地产业正式起步。房地产商们造出了更合理的房子、更大的客厅。中国迎来了购房潮。这一年，彩色电视机在中国的占有量已近90%。人们对电视地位的尊重有增无减。 　　客厅里电视的地位稳定下来了，也就有了电视柜、组合音响、电视墙，无限加重了电视的家庭地位和看电视的隆重感。看电视，真的是一个家庭里最隆重的活动吗？ 　　房地产商决定房型 　　1993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我爱我家》，在其第一集里，傅老爷子就在家中餐厅和全家开会――那个年代家里有个餐厅，不光有钱，还得有地位啊！ 　　从1987年规定“套房”，到1994年商品房制度确立，中国家庭很少有餐厅。直到1998年国务院颁布“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销量大增后，两厅、两卫的格局才流行起来。 　　如果说1994年以前，住什么房子基本是国家和集体决定的，那么1994年以后，中国人住什么房子，就是由房地产商决定的。 　　中国的住宅也曾有过十分有格调的时候。苏州园林，是多么拿得出手的格调。但现在，我们的园林就是小区绿化，房子外型我们说了不算，买个别墅也只能是地产商标配。 　　曾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室内设计房地产商都帮你做好了。那是1999年前后，国务院发出的“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通知里说：“加强对住宅装修的管理，积极推广一次性装修或菜单式装修模式，避免二次装修造成的破坏结构、浪费和扰民现象。” 　　在设计的自主性上，国外独门独户的别墅式住宅自不必说。纵是公寓式住宅，也很早就有尊重设计灵活性的理念。荷兰人从1965年就开始讲：住宅设计应当与建筑支撑体建造分开。其中，支撑体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完成，其后的个体多样化需求，包括房间内部构造的设计和实施，则由使用者自行设计完善。 　　对中国住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