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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管活动暴力化思索及建议摘要：城市摊贩与城管的冲突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城管在公务活动中的暴力化倾向，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执政理念、权利制约、法律法规的完善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反思，总结出完善城管制度的建议，为促进城管和摊贩的和谐关系提供可能的方案。 关键词：城管执法 合理 制度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外来人口的频繁流动以及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无证流动摊贩屡禁不止，成了群众投诉的热点、社会反映的焦点，同时也成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应对城市快速发展中带来的无序、脏乱差等问题时，一支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执法队伍——城管应运而生。但是自该制度实施以来，各地城管公务活动中暴力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城管与摊贩的冲突日益严峻，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大问题。公众纷纷对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本文将从实际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城管制度存在的困境，并尝试提出解决之策。 一、城管暴力化现象反映出体制缺陷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 首先，立法机制存在缺陷。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公民缺少有效地参与途径，使得弱势群体的声音难以在立法中得到反映。城管制度就是这一立法模式的产物，制度的诞生没有经过系统周密的学术论证，也没有社会各界充分地参与讨论。各地官员出于“政绩工程”的考虑，在“政府令”中纷纷塞入“与小贩为敌”的种种规定时，可能完全没有考虑是否应当召开听证会，或者听证会只是出于形式，最终还是无视民众呼声，内部做出了决定。 此外，法律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反馈和完善机制。 由于城管部门缺少制度性约束，各地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只会城管从事征地、拆迁等游走于法治边缘的活动，城管制度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可以为地方政府所利用之处。由于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的过多过死，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的失声，使得真是情况难以到达决策层。其实现在的城管制度已经暴露出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对同一违法现象由两家来管，权利相互冲突或相互扯皮，违背了城管制度诞生的初衷；对于城管公务活动普遍呈现出的暴力化倾向，决策层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激化了城管和商贩的矛盾关系。 （二）权利缺乏约束 现今，各地城管执法的直接依据是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政府令”，全国范围内尚未出台统一的法律。这些“政府令”都有相同的特征：主体是规定罚款内容，执法程序和执法监督内容空缺，立法过程粗糙，对城管部门的权力不加以限制[1]。 另外，当前各地的城管部门中，相当一部分“执法队员”不具备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城管执法所涉及的工商、税务、环保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政府对执法人员的把关不严，甚至很多品行恶劣的人都混迹于城管队伍之中。这些队员考虑最多的已经不是如何公正执法，二是图和完成“执法指标”或者是“创收任务”。 这些情况的存在，倒是显示中城管完全处于一种权利不受约束、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状态。 （三）执政理念存在偏差 现行城管制度最大的失误是“与小商贩为敌”。事实上，作为城管管理对象的小商贩，主要是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他们呢由于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只能靠做些小生意来维持生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政府服务的对象。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政府一方面无法保障充分就业，无法为这部分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还在用城管制度禁止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自谋生计。可以看出，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城市市容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 二、如何走出困境 （一）更新执政理念 首先，树立正确的社会发展价值观。 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应当以人为本，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目标，破除片面的“经济中心论”、“效率优先论”的观念性束缚，尊重人的自由、尊严、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只有确立这样的理念才能避免将城市变成只能观赏而没有活力和包容性的“盆景”。 其次，建立服务型政府。 政府应该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破除“万能政府”、“政府包办一切”的观念，服从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避免出台“消灭小商贩”这类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荒唐政策。在涉及城市商贩管理等方面，政府应当抛弃权利单向支配的方式，由管理者的身份回归到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尽量通过商贩组织的自治来进行。同时，政府行为应该由“堵塞”变为“疏通”，多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来管理市容。 第三，要重塑合法性观念。 在政治活动中，权力的产生于运行以合法性为前提，“对一般的权利要求有制定法律依据、习惯法依据或者更高合法权利的合法授权，对于最高权利则要求法理上或道德上的正当性，即遵守社会公认的价值观”。[2]因此，必须认识到执政合法性的取得的拥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