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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灭麻雀运动【内容摘要】消灭麻雀运动于1955年底兴起，初为青少年运动，1958年时变成全民运动，经科学家1956年冬至1957年春、1959年下半年两轮批评，尤其是在其恶劣后果充分彰显之后，终于在1960年结束。本文叙述了此运动的全过程，介绍了毛泽东、地方领导、大众媒体和鸟类学家郑作新在推动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生物学家朱洗、薛德焴、冯德培等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结束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以此案例为基础分析了那个时代一些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特点。 【关 键 词】消灭麻雀；除四害；政治运动；决策。 【作者简介】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 现代科学社会史、生物学史研究。自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1994年发表《关于消灭麻雀以及为麻雀平反的历史回顾》[1]，尤其是1998年发表其增订版《历史教训 决策镜鉴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2]以来，在报纸、杂志、书籍、电视、互联网中出现了众多批评1950年代的打麻雀运动的声音。但这些后续作品大多还停留在回忆、叙事再加几句议论的阶段，有一些甚至只是对薛文的摘录和改写，其学术水准并不太高。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当年的主事者大多已经逝去，也许，已经到了做些细致的分析并将讨论推进得更为深入的时候了。本文拟接着薛攀皋往下说，解剖消灭麻雀运动这样一只“麻雀”，探讨毛泽东时代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模式。希望能抛砖引玉，激发出真正高水平的分析文章。 一、第一轮消灭麻雀运动 1.毛泽东给麻雀判死刑。1955年，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主张“反冒进”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杜润生等人，说他们是“小脚女人”、从资产阶级和富农的立场出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后，中国各地主管农业的干部变得非常积极地贯彻毛泽东的想法。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原本主要由自耕农、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构成的中国农村，于几个月内即多半进入了高级合作社阶段，社员们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地交给集体，大家共同劳动。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不仅主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还亲自为其撰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零四篇“编者按”。 在基本解决了农村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后，1955年11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和天津，分别与十四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谈论了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们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在第十三条中，他们将“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应当在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之一[3]。 毛泽东判麻雀死刑，当然是为了提高作物收成；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些个人心理因素在内。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农民都食难裹腹，非常贫穷。对于喜到田中啄谷，与自己争食的麻雀，他们普遍不喜欢。作为农民之子，毛泽东很可能从小就讨厌麻雀。而在他长大成人，尤其是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他又习惯于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对窗外叽叽喳喳、影响其休息的麻雀，当然也不会有好印象。事实上，他在白天睡觉时，常常要警卫驱赶麻雀等鸟儿[4]。 省委书记们附和毛泽东的倡议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念书不多，虽然可能在身经百战之后成了战争专家，或者在进行多年的白区地下工作之后成了与人斗争的专家，但他们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什么保护自然环境之类的意识[5]。在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愿意重蹈邓子恢等人的覆辙而向素来英明的领袖提出异议。 ⒉青年团号召青少年开展消灭麻雀运动。省委书记们回去后，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设想，而各级有关部门立即层层加码行动起来。1955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甘肃省委员会发出号召，要在全省“组织一百万青年和少年，利用今冬明春下雪后和麻雀产卵期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通过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集体化的各县、乡很快就把捕雀队伍组织了起来。 北京市的调门更高，1955年12月下旬即宣称：“最近出现了一个看不到麻雀的乡，这就是紧靠着颐和园的火器营乡。”该乡党委组织了一个由十七位青年学生和民兵构成的捕捉队。从11月29日至12月6日，他们“共捕捉麻雀2119只”；之后十余天，他们又捕捉了200多只；然后，该乡就基本上看不到麻雀了[6]。1956年1月7日，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打麻雀突击运动动员大会，号召北京市青年从该日起“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195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农业十七条》，向他们征求意见，并称将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确定相关条例。在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稍晚才获知毛泽东打麻雀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