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现状探究.doc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现状探究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四个维度因素在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研究认为,父母教育程度、教育资源的分配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影响最大;户籍门槛、家庭收入等也直接左右融入度指标的提高。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社会融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2.1亿,而上海28.3%的农民工群体是举家搬迁的。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劳务输入地义务教育资源的紧张——上海义务教育学校生源中的42%为非户籍人口,而这一比例在上海小学一、二年级中甚至过半。除了在资源绝对获取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还会遇到种种延续性问题——教育、家庭、社区、朋辈群体等。 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子女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围绕该群体的相关权益而展开,其中受教育权以及相关的教育公平、质量、开支等相关研究是现有研究的核心议题。此外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政治身份、心理认同、成长环境等因素的研究也多有涉及。 但综上而论,儿童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其是由教育、经济、文化以及朋辈群体都由众多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场域共同构成。单纯的从制度化、单维化视角出发而进行的分析不免失之偏颇。 本研究以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现状为案例,通过对其融入社会过程中的困境以及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其在上述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化、个体化困境,并提出了具有实践性的相应改进途径。 二、“融入指数”测量框架的构建 本研究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出发,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被试融入务工地环境的程度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并通过“融入指数”这一创新性的概念对被试融入务工地的程度进行了定量的描述。 本课题中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指数由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与文化四个主维度构成,每个主维度下依情况设有2-3个子维度,通过文献综述和前期调研,我们确定了各主次维度下的具体判别指标(详见表1)。 根据上述指标的加权得分情况我们最终得出被试的融入指数,其计算过程如下: 融入指数=(客观指标汇总值+主观指标汇总值)/指标数 三、调研结果 本课题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5份,回收率96.6%。在回收的问卷中有效问卷427份,回收有效率98.2%。男女比例约为8:5,年龄在7-14周岁之间。 从整体来看,男童的社会融入指数为2.10,女童的社会融入指数为2.14,性别差异的显著性为0.11,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性别对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度的高低影响较小。 不同年龄段的社会融入度差异显著(0.103),最高为14周岁,社会融入指数为2.23,最低为7周岁,社会融入指数为1.87。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水平与其在上海居住的时间长短成正相关关系。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融入指数的影响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融入指数为2.28,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融入指数为2.03,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社会融入度越高。 学校办学类型也是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程度的一个显著因素:公办初中的融入指数最高,为2.40,其次为公办小学,2.16,最差的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为1.92。 除去上述样本描述性因素的分析外,我们还根据问卷中各个维度情况进行了统合性分析。 从制度维度看,户籍融合子维度得分较低,为1.94分,其中入籍愿望这一指标得分比较高,67.7%农民工子女有很强的入籍愿望,于此形成反差的是85.5%农民工子女都没有上海户籍,此项指标得分仅为1.29。而教育情况这一子维度得分较好,为2.40分,但其中对学习的满意度这一指标得分较低,92%的农民工子女都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太满意,这与如今学校的要求和父母的要求不无关系 在经济维度中,家庭经济情况子维度得分情况较好,农民工子女对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水平都很满意,这一子维度中唯一较低的指标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得分为1.46,这表明农民工在上海工作的收入仍然偏低,这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居住条件子维度得分比较低,数据表明农民工子女的住房面积较小,而且大部分是租房,62.1%的人有搬家意愿,不过农民工子女大多对居住环境还较为满意。 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在社会主维度得分中等,在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子维度中,农民工子女表达了较好的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然而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次数这一指标得分却很低,72.4%的人一年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在2次以下,由此可见在社区中农民工子女愿意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但是机会却不多。 在群体交往这一维度中,各项指标得分都比较好,尤其是困难时的互助情况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