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有用之学与西方的无用之学.docVIP

中国的有用之学与西方的无用之学 我在论坛上谈西方的法治、自然权利这些概念的时候，往往会有人不屑一顾地问，你谈这些有什么用？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什么事情都要往“有没有用”上度量。 中国文明的源头，一开始就打下了讲求实用的烙印。《易经》、老子都在讲天道，但是后世之人并没有在何为天道上的问题上花太多时间，而是力求从这些经书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答案。《易经》主要是被用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而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奇书，其目的也是针对统治者如何治国而言。诸子百家解经无数，也产生各种哲学思想，但无不是为了寻求治理社会的良方。而后来的儒家独大，实证主义达到了巅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可以数哦是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动力。 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一开始就走了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学问并不是为了实用为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探索哲理，是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古希腊人的“爱智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宇宙间的奥秘和规律，追求神的智慧。而追求智慧更是被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是净化心灵、洗涤灵魂的途径。所以，古希腊产生了完全没有实际应用意义的数学、几何、逻辑学，而这种纯粹是为了知识而探讨的知识，是被古希腊哲人们认为是最高尚的学问，而追求这种无用之学则是最高尚的事业。 正是古希腊文明中的这种不以追求实际效用的学问，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的自由、理性、科学的基础。 古希腊的数学与中国古代的数学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这个显著差别，比较一下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数学就知道。我们不妨把中国的经典之作《九章算术》和古希腊数学的经典名著《几何原本》做一个对照。 中国的《九章算术》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几代人删减和修订的结果，大概成书于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面积体积计算、分数的通分约分、比例的折换和分配、开平方和开立方、一次方程组、勾股定理求解等等。其中开方术和方程理论，可以说是独步于世界的高超算法。 古希腊的《几何原本》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它把逻辑证明引入数学之中，提出公理、公设、定义和命题，然后用最一小批基本的公理证出一大批定理。它提出了分析法、综合法及归谬法这些几何证明的方法，强调逻辑证明是确立数学命题真实性的一个基本方法。我们今天中学的初等几何，就是来自这本两千多年前的数学巨著。 两本数学著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得到结论：《九章算术》是一种算术，甚至是一种高超的算术也不为过；《几何原本》是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也就是说，前者是一种技巧性的东西，而后者则是一种思想的体现。如果说，数学不应该只是一种算术技巧，而是一种思想学问的话，那么古希腊的数学才称得上真正的数学。因此《几何原本》同时也是一本哲学巨著。 为什么中西方会产生两种不同风格的数学？答案只有一个：实用与无用。中国的数学，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实际社会生活问题为目的的。《九章算术》所列举的算法，都是为了计算田亩面积、谷物比例、土石工程、摊派赋税等等之用。而古希腊的数学，不是为了解决生活难题的，而是基本这样一种信仰：宇宙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万物由规律所支配能被人的理性思维所认识，理性思维从数学开始。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宇宙间的一切规律和奥秘都隐藏在数之中。 杨振宁：中国没有推演法 前几年，杨振宁先生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了一番颇为大胆的评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而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西方有推演法，典范就是欧几里德几何系统。。。欧几里德几何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 这句话引起极大的争论，也伤了很多人的民族和文化自尊心。《易经》是否中华文化没有出现科学的罪魁祸首，我们这里不做评论。但中国文化里是否缺乏逻辑严密的推演法，则可以从上述古希腊数学和中国数学的比较中略知一二。 李约瑟难题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简而言之，李约瑟难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近代没能像西方那样产生自然科学。上面杨振宁先生的对《易经》的评语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当然也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问题，或者错误地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是因为近代西方追求商业利益的驱使。 我们首先不要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尽管中文里有“科技”这个词，但科学与技术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思想和学问，后者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李约瑟所研究的中国科技史，只是一些中国古代零星的不成体系的科学知识，而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