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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证书的终结 今天，我读了Paul Graham的文章 HYPERLINK /credentials.html \t _blank 《学历证书的终结》（After Credentials），写一点感想。 以下内容都是思辨性的，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清楚。 Paul的困惑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韩国的文章，这样写道： “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韩国青年来说，高考不是成就他，就是毁了他。” 家长也表示同意：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生的70%到80%是由高考决定的。” 这样的说法，令Paul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就在25年前，美国社会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一个贫家子弟要跻身上流社会，毕业于名牌大学是必要条件；陌生的是，这种看法已经在西方社会消失许久了，如今很少有美国人认为，个人的命运是由他就读的学校决定的。 Paul不禁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某些人心目中，学历证书如此重要？ 是的，如果你仔细想想，从本质上来看，学历证书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如果你在学校里读过书，何必要再发一张证书证明呢？只要你学到了知识，有没有证书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对不对？既然无法改变，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进一步说，为什么学生非要等到拿到证书以后，才离开学校呢？难道不能一学会想学的东西，就离开呢？为什么雇主会想查看学历证书呢？他要找的是帮他赚钱的人，又不是在组建校友会？…… 除了拿到它本身以外，学历证书其实没有办法证明其他事情。如果你同意这一点的话，那么确实很奇怪，有人居然把这张纸看得这么重，而且更奇怪的是，真的有人的命运被这张纸改变了。 这是为什么呢？ 从古代说起 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那就是古时候没有学历证书，所以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读书就非拿证书不可”这回事，它反而是不自然的。你想一想，“诸子百家”读过就读过了，要是你还拿出一张纸给别人看，上面写着“此人读过‘诸子百家’”，这多奇怪啊！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学历证书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公元587年，隋文帝通过考试，选出全中国最精通古典文学的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的起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市一级的院试，你就有本科证书了，算是混入知识分子队伍了；通过省一级的乡试，你就有了硕士证书；通过全国一级的会试，你就有了博士证书；通过皇帝主持的殿试，你就有了院士证书了。从此以后，凭着这张证书，国家就会向你发放俸禄，你就不愁饿肚子了。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发明学历证书呢？ 任何一本关于科举制度的书，都会告诉你，这是为了选拔人才。隋文帝希望通过考试，找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来管理国家。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隋文帝为什么认为考试制度能够找到人才呢？ 这就要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世袭制”，老子死了，儿子顶替，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的爸爸是太史令，他就这样接班当上了太史令。但是很显然，人的才华不是可以遗传的东西。所以，到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发明了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举孝廉”，规定地方官员在每20万人中，选出一个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人，推荐到朝廷做官。但是，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这个制度一定不会选出真正的人才，最终必然演变成用人唯亲。（“举孝廉”的 HYPERLINK /news/china101463.shtml \t _blank 现代版：2006年，中组部要求各地以“八荣八耻”选拔干部。） 所以，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因为如果不考试，朝廷就无法知道每个人的水平。虽然考试未必能甄选出最能干的人，但是至少比“世袭制”和“推荐制”，效果要好多了。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学历证书有助于鉴别人才。 从大机构的角度思考 让我们把这个结论一般化。隋文帝面临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如何寻找和鉴定适任的员工。管理者通常对新员工一无所知，根本无从判断他的能力，这个时候学历证书就起到了一个认证作用。 机构越大，学历的认证作用越强。因为一方面，在大机构中，除了与你直接合作的同事，别人很难知道你的表现，另一方面，个人在大机构中的作用一般是不明显的。所以，高层管理者需要其他量化的指标，判断员工的表现。相反的，这些问题在小机构中就不存在，机构越小，就越没人在乎你的学历，因为你能干什么，别人都会看在眼里，并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何况那种纸并不可靠。 第二个结论就是，学历证书的认证作用与机构大小成正比。 当机构变得越来越大 人类社会迄今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机构的膨胀史。这种趋势在20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大政府、大公司、大机构控制。因此，学历的重要性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单一的科举考试早就不够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复杂的学历教育体系，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能力认证证书。学历制度人为地制造社会等级，将所有人分为专科、本科、硕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