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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WTO机制及世界农产品贸易保护一、 自由贸易体制下的农产品贸易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之前的关贸总协定（GATT）对初级产品确立了一些例外规定，大多数农产品均被认定为初级产品，农产品贸易实际上一直没有被有效地纳入自由贸易体制中。因此，作为国际贸易自由化规则的例外，尽管农业部门的保护措施极为广泛，农产品贸易在受到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和饮食改善等因素的推动下，仍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并无激烈的贸易冲突。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发展中国家剧烈的人口膨胀、部分国家农业政策的失误、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对食品进口需求的增加和农产品供给价格的上涨，由此引发的对长期食品短缺的预测，从而刺激了各进出口国增加生产，促进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新格局的形成：不但欧共体作为奶制品、食糖、谷物、以及肉类的主要出口方而崛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实力也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缔约方在农产品贸易中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日益加强，加剧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混乱，各国农产品贸易战频繁发生。 有鉴于此，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首次考虑制定农产品贸易体制，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改革各国国内农业政策。但谈判无法协调有关农产品国际管理的性质和目的上的分歧意见，对农产品贸易进行管理的努力进展不大。美国提出了包括限制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在内的贸易自由化，以扩大其农产品的出口；欧共体则要求通过强化商品协定来稳定农产品贸易，并拒绝就共同农业政策这一基础进行谈判；日本也不愿意开放大米市场；而一些出口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希望通过谈判改善其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在有利的价格条件下稳定贸易环境以保障外汇收入。因此，缔约各方没有就谷物贸易自由化达成协议，仅仅是最低限度达成了协调某些非主要农产品的国际协定，即牛肉和奶制品的贸易协定。东京回合未能解决农产品贸易中的诸如关税壁垒、数量限制和补贴等根本问题。各国政府继续奉行农产品贸易的传统体制安排，努力与竞争者达成双边市场分享协议，并使用高额补贴来维持其农产品贸易份额。 近30年来，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不景气，补贴战不断升级和贸易保护成本加重的背景下，各国消除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乌拉圭回合专门设立农产品贸易议题，确定了改善市场进入条件和竞争条件的目标，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并在1993年底，经各成员方的妥协（主要是美国与当时的欧共体）达成了农产品协议。一直以来，造成美欧之间农产品贸易关系日益紧张的焦点在于双边贸易的利益冲突及在第三国市场的销路竞争。欧共体对谷物的高保护政策使美国谷物产品在欧共体的销量减少，也促使欧共体保护其它农业部门。美国赞成欧共体的一体化，但并不真正接受关税同盟原则和共同农业政策。作为对欧共体出口政策的报复，美国《1988年农业法案》协调了国内农业收入、价格政策及农业贸易政策，使其国内支持价格基本等于世界市场价格，大幅提升了其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尽管美国与欧共体通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妥协，原则上同意将农业纳入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下，但导致农产品贸易冲突和摩擦的因素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从WTO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各成员国的承诺很难与实际执行划等号。由于确定的基期的关税水平较高，农产品总体关税实际下降幅度不大，国内市场扶持的各项政策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美国１９９６年的公平法案把国内扶持政策大多转换为“绿箱政策”，按原产量将直接与产量挂钩的扶持转为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扶持；欧盟１９９９年农业政策改革则减少了对国内价格的直接支持的“黄箱”政策，转为对耕种面积和存栏头数补贴的“蓝箱”政策。1999年欧盟的出口补贴仍达到55亿欧元，占世界总补贴量的85％。 二、对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盛行的理论分析 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即使在自由贸易为主流的全球背景下，基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的考虑，贸易保护政策也经常大行其道。农产品的贸易保护历史悠久，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享有特殊地位，更有着其独特的原因。 第一，为保障国家安全的自给自足。在国家战略意义上，一国的生存依赖于食品的获取通道。由于灾害、战争和瘟疫等。饥荒在历史上总是周期性地不断发生。在短缺时期，由于其它的国家会采取出口限制以优先保证国内的食品供应，因此，一国从别国进口食品的通道常被封闭。于是，自给自足，保障国民基本生产需要便成为农产品贸易保护的重要理由。即使是那些依照比较成本优势原则，原本大多数甚至全部农产品应由进口来满足的国家，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也必须维持低效率的国内农业生产。 第二，保持稳定并增加农民收入。由于易受气候等不可预期自然因素影响，农产品的供给缺乏弹性，价格波动相比较其它商品要更大一些。农民的土地、设备和服务等成本是相对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