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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政审计调研 促进涉农资金投入自国家“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实施以来，各级财政安排的涉农资金持续增加，但是农牧民的增收速度依然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差距仍在拉大。当前部分农村道路“硬化”工程不硬，扶贫、开发、绿化、环保、补贴资金缩水，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系“暗箱操作”，对涉农资金挤占、挪用和转移等造成项目质量低、资金频繁外流现象，导致涉农固定资产投资等项目效益低、浪费大等问题。这对全方位加大现代农牧业建设的长期投入非常不利。根据此问题，笔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和计划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一些制度规定不合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先天不足”，导致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单位之间，人均工资和公务费都相差悬殊。人均工资、公务费越低的区域，越容易发生挤占、截留和转移项目资金的问题。我国现行“分税制”实施以来，因政府间事权划分尚不明确，引发财政间责任模糊，不能在短期内过渡到真正的公共财政。尤其大部分转移支付资金是采用基数法来测算并敲定的，结果是：越是贫困的、基数低的地区，得到的返还数额越低。正好与中央财政的最终调控目标相反，为缩小贫富差距留下了很大隐患。贫困地区财政主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系自上而下流入，但处于体制末梢的县乡财政最为被动，大量专项项目，却主要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完成，在资金紧张又不能不干的情况下，还得承担大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致使贫困县乡财政挤占、挪用和转移成为必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2005年以前，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低至不足2%。财力最薄弱的乡镇政府，却承担了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2006年起，新的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开始实施，中央财政承担了西部50%的义务教育经费，省财政承担了剩余的50%，其余则全由县财政承担。自此农村牧区教育经费有了基本保障，但与城市的教育条件相比还相差很大。对于农村牧区教师的资格准入、考核奖励制度和监督机制，应必须跟进。财政投资、预算决策机制透明度低，随意性大，使大量财政资金游离于预算监督之外，出现了一些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的项目，产出效益差，规模效益低，损失浪费惊人。 （二）财政资金监管机制设置已落后，对财政监督乏力，许多问题已成固疾。首先，我国对财政资金的监管总体上在加强，但因我国尚未引进预算听证制、预算公开制、高官责任追究制、议会型或独立型的审计体系等，使我们对财政资金的监管机制，已落后于世界先进财政监管模式，愈来愈不适应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极易引起WTO国家的非议，也容易滋生腐败。对此，我们必须参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据实加以改进。其次，作为对财政资金再监督最专职的国家审计机关，现仍然作为各级政府“大内审”，其人员、组织和经费都由本级党委、政府及其财政等部门安排。且因各类财政资金的预算投资和财会制度，不是由审计机关直接参与安排或制定，致使大量财政资金纷繁流转，导致审计机关总处于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尤其越往基层的审计机关，人员相对越少、独立性越差又经费拮据，任务重，且设备简陋，有些地方审计机关甚至成了当地冗员的“养老院”，连每月千元的公务费都拿不出来，更何谈敢于动真格地审计了。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审计机关即使完成了审计项目，查出的绝大多数问题，也难以如实向本级人大汇报、难以全面上报上级审计部门、更难以做到即时公告。在这种审计体制和机制下，越是基层的审计机关，往往越是疲于应付、成为“事后诸葛亮”。然而，大量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绝大多数还得要落实到基层。基层审计人员，常常违心地隐瞒一些已经辛辛苦苦查出的问题，有时还被迫领命，为一些项目单位“抹平”。因为审出问题处理难，上报更难，反倒无意中助长了歪风，审计部门反而成了违法甚至犯罪份子的“清洁剂”和挡箭牌。 （三）财政预算安排的涉农资金投向结构，没有突出以育人为本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虽然增长很快，但因缺乏系统、科学、长远的支出经验和理论，使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益不够理想，浪费巨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则应当是以育人为本。俗话说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教育、科研和创新为本的发展思想，其实最能体现以人、为人和为学的理念。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Robert Lucas）所言：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这也是公民民主、文明进步的最终解决方案。据调查，在我国部分地区，国家安排的日光温室扶贫项目工程，由于配套的种植技术培训、良种供应和技术支持服务等软技术支持没有跟上，许多温棚在当地农民大量投入资金、辛苦劳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