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去观察.docVIP

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去观察我也许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人，但我不能预言一座城市的未来 今天，我完全像是个意外的闯入者。两天前，我和本次沙龙的组织者在进贤路的一个咖啡馆阳台上晒太 阳，我们以闲聊的方式讨论某些有关这个城市的话题。进贤路很安静，阳光耀眼，阳台斜对面是陕西路，车来人往。我们处在城市的腹地，感觉非常奇妙，那天我好像谈了很多，我说我是一个谈话者，我不是演讲者。今天来到这里，面对这么多陌生人，我有点恍惚。 此刻，我想起20多年前，那时我写过不少预言将来的文章，文学，还有当代艺术。我对一些作家和画家的预言，非常荣幸，我对他们的预言大多都被时间所证实了。现在我或许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人。但是，我不能对一座城市将来的发展做预言，因为我的预言多半基于对一个艺术家的认识，对一部作品的认识，这种认识能力依靠的是经验和直觉。 我们知道，经验和直觉是不能用来预言一个城市未来的。虽然在1984、1985年那会儿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城市的书，那时候中国的城市还在停滞中，现在拿这书出来看，书中我说的许多现象，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都出现了。 在1990年，我说作家将被遗忘，明星与偶像将取而代之。这些预见都曾经先后被证实。问题是二十年前我还是年轻人，我敢说。但如果今天再让我预言未来，我会茫然不知所措。不仅我对将来无法把握，甚至我对今天都无法把握。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部小说叫《看不见的城市》，描写马可必烈问他五十五个城市到底是什么地方？马可“分割的威尼斯”，而没有“一个威尼斯”，所以卡尔维诺称它为“隐型城市”。同样，我也认为不存在一个惟一的上海，却有无数的上海，这个上海在不同人的心目当中是不一样的，在会议讨论之外，上海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 马可90年代末，怀旧开始了。书店里可以看到许多老上海明信片，老照片，都是无名氏拍的，传教士、冒险家以及记者。 中国以外的人看中国，上海以外的人看上海，也许他们才有惊奇发现。现在轮到我们对那些老照片惊奇了，久住一个城市是很容易没感觉的，我也是，我对身边的景观变化特别麻木。 我今天本打算坐出租车到这个会场来，可是连续两部车的司机都说不认识财大豪生酒店。一个天天在这座城市里转动出租车司机不认识这座城市的道路，真是不可思议。无奈我改乘地铁，从一号线换两号线，再换三号线轻轨，轻轨紧挨着密集的高楼，它非常粗暴地穿越城市，把城市割裂了。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座超级大都市，每天几百万人在里面移动。 我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现代化的潮流当中有一种潮流就是反现代。十九世纪以来，这种呼声，这种感受，这种愤怒，这种不愉快、荒谬，始终没有停止。 发展当然不可逆转，但是历史的进步仍然让我的感受是如此不舒服。我喜欢新事物，却又时不时夹杂着厌恶。 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央视新大楼，建筑师库哈斯以前是艺术评论家，荷兰人。他可能觉得在荷兰已经是无用武之地了，就像拉姆斯菲尔德说的，欧洲成了老欧洲，没有活力了，于是他就到美国去了。二十一世纪初库哈斯到中国来，他当时写了一篇很煽情的文章――《大跃进》，用一种非常狂热、冲动、亢奋的语言正面描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这种正面肯定我想一定博得了中国规划者的好感，也为他后来拿到新央视大楼设计订单铺平了道路。 以前，西方艺术家和诗人在说到纽约时没什么好话，詹姆斯甚至把曼哈顿比喻为“一把倒置的缺齿木梳”和“一块插满了针的软垫”，只有库哈斯兴奋地称赞纽约的癫狂，把纽约的粗鲁，混乱，纷杂，拥挤形容为“能量的内爆”。果然，他终于将“内爆”、“粗鲁”、巨大如恐龙般的作品如愿以偿地矗立在了北京，离故宫不远的地方。北京迷宫式的，非常莫名其妙的道路，已经把这个古城弄得支离破碎，完全不像个样子。我去北京时曾经问过司机，为什么你们司机常常要乘客带路？我每次到北京，都得麻烦朋友接送我，因为司机几乎全不认识路。有一次我打出租车，去年北京奥运会以后，还有一段时间限制私家车，双单号，用朋友车不方便。我问司机为什么北京市的司机都不认识路，他回答说，老北京不愿意开出租，待遇太低，大部分开车的全都是来自怀柔和昌平的农民。 这种情况今天也出现在上海，上海的司机今天对我说理直气壮地说他不认识财大豪生酒店。 我的感受是，在一个规划的宏大蓝图后面，在它的底部，生活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我关注心灵，其实我只是关注日常。我们不是生活在蓝图里，更不是生活在数据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灵，都有感受，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统统在朝一个方向奔，但我们必须问：这种奔的代价是什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