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绩效分析及创新.docVIP

中国农地制度绩效分析及创新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食以农为本,农以地为根”,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根本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人地关系的紧张和结构性失调造成了封建社会周期性争夺农地产权的斗争,形成了农地集中和均田交替进行的历史斗争轨迹。而制度性因素始终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地制度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采取了通过剖析中国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欲以反映农村经济制度改革深化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要回顾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制度建设情况,就必须要从农村经济制度入手,进而深入探讨农村经济制度变革进程,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了解中国农地制度,所以本文的选题角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二、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绩效分析 几乎所有的事实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农地家庭承包制度确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政府,社区和农民甚至是城市居民,通过这一个制度的创建都获得了不少收益。总体看来,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绩效。自从实施了家庭承包制以来,农业的产量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1982年和1984年甚至超过了10%,这与农地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下的2.9%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业也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局面。 第二是政治绩效。同中国的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不同,这次实行的家庭承包制本质上是自下而上,最初是地方开始实施,最后是得到中央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加以保护。这说明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的创新没有给需求和供给的双方带来根本的利益冲突,而最终得到保护,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在中国十分少见。 第三是理论绩效。自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这就表明成功的制度安排,可以引起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新产业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强大背后动力之一。 应该说,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制度的变换总是需要成本的,从旧制度的废除到新制度的确立,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以前的利益格局。家庭承包制在保持农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实行,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从生产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上进行重新的再安排,它令每个当事人的利益都或多或少的有所增加,是难得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堪称需求诱致性制度安排的经典。 然而,家庭承包制并非中国农地制度的完美终结者。它也有不少缺点,这里着重讲述家庭承包制下农地转让中,政府的影响力太大的问题。下面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用Y=Xb+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表示各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和依存关系。式中 X是n*(k+1)阶解释变量观测矩阵,X={1,x11,x12,……x1n;1,x21,x22,……x2n;1,xk1,xk2,……xkn} ε是n阶随机变量,ε={ε1,ε2……εn} b是(k+1)阶总体回归参数向量,b={b0,b1,……bk} Y是农地内部流转率 由于是被调研是横截面面板数据,而非时间序列数据,所以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通过经济意义分析,确定了以下的备选自变量分别是:Rw:非农就业率;Prl为土地租金;Tr:政府主导因素;Ia:单位面积农业纯收入;Ai:人均承包农地面积;E:家庭受教育最高水平;Rs:非农收入占总家庭收入比例;Rc现有农地中非耕地面积比例。 这里在考察政府在农地流转的影响力度时,要引入虚拟变量,理由是Tr无法被直接量化,为了在模型中反映这些属性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以提高模型精度,我们把Tr设成虚拟变量,Tr=1(政府主导)/0(非政府主导),根据《基于农户行为的农地流转实证研究》得到的南京市农户数据进行回归,我们先进行第一次8个自变量进行OLS,剔出没有经过t检验的3个自变量,对余下的自变量进行再回归。(如下图)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作为一个实际调研而非统计年鉴的采集原始数据,Adjusted R-squared能达到0.821,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当前农地流转主要是政府统一组织的形式,政府集中成片地将土地从农民手中租回后再转交给种田大户或投资单位,这就是“反租转包”。农地集体所有中的“集体”界定是模糊的,一些地方政府以“反租转包”的名义强行将土地从农户手中收回,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应该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家庭承包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更精细的定义,否则将可能导致中国农村的“圈地运动”,引起农村经济的倒退。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Y=219.35-2.03*RS-54.85*Ai+0.77*Ia-38.38*Tr+48.85*Ε+ε(1) Prob.(0)(0)(0.0003)(0)(0.0226)(0.0411) Adj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