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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我希望成为第三种力量 人物周刊：有评论说您“对当代社会展开的心理解析，几乎单枪匹马地复兴了意识形态概念”。您本人是否同意这一评价？ 齐泽克：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后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些宏大的事业、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方案，相反，每个人都在关心快感、关心金钱，关心那些很实际的东西，这是非常恐怖和有害的。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复兴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认为其实今天我们仍然处在意识形态、而非后意识形态中。但是意识形态不再是大的政权方案或哲学方案，而是非常琐碎、微小、不足道的个人体验，遍布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意识形态最强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化身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 人物周刊：听说从卢布尔雅那大学硕士毕业时，尽管您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您不适合任教 齐泽克：这倒是真的。直到现在，也许他们依然认为我不适合任教。我现在也只是在这所大学里担任高级研究员。我年轻时，国家仍处在旧的南斯拉夫时代，当权者认为我不够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允许我教书。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当权者又认为我太过于马克思主义，也不适合教书。这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政治压迫所带来的政治位置。假设30 年前学校就给了我不错的教职，也许我现在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人物周刊：跟许多哲学家不一样，您不仅研究政治与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您说过权力本身是一个空洞，那您为什么还希望去参与权力？ 齐泽克：我当时在政治上确实非常积极活跃。当我说到权力的时候，我只是在讨论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个空位置，不同的帮派去抢夺这个位置，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其生来就可以占据这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是空的。当你处在权力位置上时，并不是说你就拥有权力，而是权力通过你来行使它自身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当时参选的具体情形怎样？ 齐泽克：那是一个所谓的民主选举，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民主选举。我当时出于非常特定的原因卷入政治：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当时我们国家的政党分为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前共产主义者，另一边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希望成为第三种力量，既对前共产主义者保持批评，同时也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 我当时对政治的参与，并不代表我对政治最根本的理论思考。我参政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灾难发生。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政的主要责任是阻止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接管政权，以后的左翼斗争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展开。但两三年后我就失去了兴趣 人物周刊：您说过，理论上您并不赞成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但是你却很享受独立所带来的政治权益。为什么这么说？ 齐泽克：我想我并不在乎斯洛文尼亚本身独立与否，在这一点上我跟我的左翼朋友意见相反，米洛舍维奇在国内取得统治权的时候，整个南斯拉夫、前南联盟的统治已经结束了，那时已经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并不在争取独立，但是每个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都预见到了战争的降临，很多人当时只是简单地想摆脱战争。后来发生的内战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就是当时的政治所导致的状况。我认为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并不对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负责，南斯拉夫在1986年已经结束了。1986年民族主义的阵营――其头领就是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取得权力，从这一刻起，南斯拉夫其实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斯洛文尼亚的人根本不期待南斯拉夫的复合，因为现在斯洛文尼亚已经是欧盟的成员国，经济上很成功，发展迅速而巨大，因此没有人怀念南斯拉夫 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像中国这样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 齐泽克：问题在于东欧的国家系统并未很好地正常工作，因此它们必然崩溃。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1970 年代中期，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你看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而当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悲剧在于，并非是敌人的反攻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东欧所谓的进步力量并不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发展现代化的积极方案 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常在卡通片中看到的很有趣的一幕：在《猫和老鼠》里，猫在空中的钢管或者绳子上走，其实它已经走出绳子、脚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是它们并不马上掉下来，只有当它往下一看，发现脚下一片悬空，才心里一惊，马上坠落下去。东欧的情况也是如此：早在他们知道自己脚踏空之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基础。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我们到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今天在大多数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有所谓的“迟到的反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过去了，新的右翼政党宣称大多数的人们也对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