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骋 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docVIP

卢思骋 我们正处于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时刻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1971年9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清晨，3个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为“菲莉丝#8226;科马克”号的小船 他们按计划驶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岛，对美国政府将在那儿爆炸一枚100万吨级的氢弹，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 至此，“绿色和平”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绿色和平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XX年，卢思骋从香港单枪匹马，先后到达广州与北京，成立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分支 这一年，没有助手，没有正式像样的办公室，绿色和平（中国）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陆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颇具环保、劳工、社区、学校民主化等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他曾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研读过人类学硕士课程；自认为熟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及马克思哲学，深刻认识“在中国做任何社会工作时，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NGO组织一直实行灰色地带管理方法。即实行不取缔，不承认，不认可的三不政策。” 刚到北京时，有媒体呼吁要谨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组织，小心他们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别说政府官员不愿接见他，“哪怕是环保研究领域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来会把他们污染了。”卢思骋说 出于某种竞争意识，本土NGO也不会朝他展开欢迎的双臂 由于国际NGO组织尚处于“暧昧”地位，绿色和平（中国）必须与具有合法身份的机构合作，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慢慢壮大存活 卢思骋仍然记得，在当年深思而就的3年计划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恶化。政府会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NGO生存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对绿色和平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浮躁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是绿色和平（中国）做的第一个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项目 XX年，当它首次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很多NGO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卢思骋的考虑是：选择它有多重原因。第一、事关粮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它不敏感，XX年时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第三、可以通过做响这一项目，对外渗透我们的做事风格，同时也为媒体提供充分完备的材料，让记者写出深具威力的内容，取得媒体的信任 在他随后转发的一份材料中，我们看到，XX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个小餐馆里，朋友介绍的一位业内人士带来很多新种子的广告。一个来自松滋县的抗虫稻推销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调查人员几个电话打过去，才要到了一个当地农技站的人的手机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里告诉调查人员车号，让他在松滋汽车站暗中接头 见面时，坐在车里的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货就在座位下。他打开两个袋子让调查人员验货，里面每个小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明抗虫稻的字样 我们的人说，这样的东西拿回去无法报销，对方在发票上写着：因为国家法律问题，不能在包装上注明是抗虫稻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录音、录像、文字、图片等相关证据要完整保存，每次我们的调查都要两人同行。获得的证据不敢放在身边。发票、种子、采集的样本，要快递回北京。声音资料也尽快整理成文字，并在第一时间发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要时刻准备着对付不测 第一次送到德国做基因检测的25个样本，大部分也是调查人员在武汉两家大粮油批发市场采样得来 那一次的调查报告，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通过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中国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将为国外生物公司打开大门，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专利费等手段来控制中国主粮，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 真正令他动容的是，那年年底揭露新加坡金光集团（APP）在云南非法砍伐的来龙去脉：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派了好多调查队去云南记录了APP在云南毁林的情况，回来后在媒体上发布 在媒体公布一个月以后，APP很紧张，他们的国际总部副总裁飞到北京跟我们谈判 我们谈了一个晚上，反反复复，中间很戏剧化。凌晨3点多钟，谈判破裂，他们离开我们办公室。凌晨5点钟左右，他们回来要继续谈判， 谈到7点钟，大家又签了一个共识，他们做了一系列承诺 我们预定的新闻发布会是9点半。8点多钟，记者就要来了，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总裁反悔了，他们要把原来的承诺收回去了 当时我手里就拿着一份双方共同署名的声明，上面表明了APP对全球做出的承诺，这能保护几千万亩的森林 我只能马上修改记者发布会的材料和新闻稿，亲手把这封声明一撕两半 发布会开完、记者都走了后，窗外刚好下起了北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