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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第一部《保险法》制定访问美、德、英、日本和菲律宾5国时，无论走到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秦道夫都会谦虚地问对方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搞保险法？他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1991年 9月，刚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位置上离休的秦道夫接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电话 秦道夫被告知，他被任命为中国《保险法》起草小组的组长 自1949年以来的40多年，新中国还没有一部保险法。1980年代中期，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秦道夫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要制定一部《保险法》 “当时田纪云副总理说了句话：先搞个条例，经过几年实践后再搞保险法。”秦道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年82岁高龄的秦道夫居住在亚运村的一个普通社区，言辞之间仍透露出身居高位时的谨慎 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当时国内的保险公司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一个处级单位，该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就说过：“只有一家还要什么管理条例？” 但这个条例毕竟结束了保险一家办还是多家办的争论。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批准成立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等新的保险公司 “起草《保险法》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对法律不熟悉，特别是国际上的法律。所以，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秦道夫说 秦道夫“组阁” 彼时的中国保险业，规模小，业务单一，经营落后，市场化水平低 新中国的保险业务刚起步不久，就遭遇重大挫折 “为什么要停办？中国是计划经济，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都是国家的。客户交给我保险费，我的税收再交给财政，财政也是国家的，倒来倒去没有实际意义。”秦道夫说 1958年10月，西安财贸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国内业务从此停办，一停XX年 虽然对外仍然保留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义，但其机构几乎全都被撤销，仅保留了进出口贸易的保险业务和国际分保业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处，分业务科和再保险科。秦道夫是业务科科长 直到1979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土中，中国人民银行才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但中国保险业的整体水平仍很落后。1990年，中国人均保费支出为2.5美元，居世界第63位，而瑞士为1291.46美元。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制定《保险法》，谈何容易？ 秦道夫首先想到了老保险人王恩韶 王恩韶接到秦道夫电话时，才从英国回来不久，刚办完退休手续 王恩韶是1951年就进入中国人保的老人，出生自保险世家，父亲在解放前曾是重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创始人。1986年，中国人保在伦敦开设中国保险（英国）股份有限公司，王恩韶调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年任期满后，离职回国 “办完退休手续后，几个保险公司找我做顾问，1991年9月，秦道夫同志找我。”89岁高龄的王恩韶仍然爱说笑，有时记忆突然短路，便拿出便笺记下来，以便日后查证核实 除王恩韶外，秦道夫还找来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研究所所长李嘉华和该所条法处副处长王建。“王恩韶是有真才实学的保险专家，李嘉华是法律专家，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既懂保险又懂法律。王建是政法大学毕业，搞法律的，年轻，笔头好。”秦道夫介绍道 现任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王建，在金融街16号中国人寿敞亮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年《保险法》的起草过程：“我是1992年春节前接到通知的。全脱产。整个起草过程基本上都是我执笔，大概有七八稿的样子，半年左右成型。” 分管保险工作的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夏立平、非银司保险处的傅安平和邢伟、条法司的刘福寿、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骆鹏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封智君也进入了起草小组 经秦道夫向主管此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乾提议，李嘉华、王恩韶和夏立平担任了起草小组的副组长 这些中国保险业的精英们陆续进驻了位于中国人民银行大楼8层的起草小组办公室。他们对于亲身参与这项使命，怀着期待，又备感压力 左手管右手能管好吗？ 正式开始起草之前，199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向各分行、各保险公司发出了《关于征求保险立法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报送《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保险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报上来的立法意见主要集中在几条：一是，保险法必须有罚则；二是，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保险经营活动；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各地分行对保险业未能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应设立专门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家保险局进行管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以来，曾先后被划归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管辖，后又重新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没有专门的行业监管机构 王恩韶对此深有感触。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