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毁灭与重生.docVIP

《东京审判》的毁灭与重生 《东京审判》的诞生过程，涵盖了中国电影圈民间筹拍一部主流大片的混乱历程 导演高群书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人，他也清楚拍电影对他而言首先是工作而不是梦想，可他还是期待这工作是“一次充盈着欢爱、情致、愉悦、酣畅的表达，一种混和着理智的锋刺和感性的昂扬热度的渲染” 当他怀抱着这个梦想兴冲冲地闯进中国电影圈的现实中时，才发现，他完全想错了 主流电影理想 一直做电视剧导演的高群书，总梦想着拍现代中国的主流电影，“我们现在有艺术片，有很大的商业片，但是惟独没有主流片。”他认为，“一个国家电影产业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志是：是否有稳定的以主流片为主的产业结构，比如美国，比如韩国和泰国。好比一具身体，现在我们就只有肢体，却没有撑起四肢的躯干。” 他想造中国电影“躯干”的野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近两年，高群书导演了《征服》《命案十三宗》《危险性游戏》等一系列相当“主流”的电视剧，都得到不错的收视率和业界口碑。甚至在电视台总编室的朋友跟他开玩笑说，高群书是最受投资商欢迎的导演 机会出现在XX年4月，朋友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拍一部审判二战战犯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剧本叫《远东国际大审判》（后电影改名为《东京审判》），是关于1946年中国政府参与东京审判的题材。以中国法官梅汝王敖为主角 这是一段对于中国人极为重要却鲜为老百姓所知的历史片段。梅汝王敖则是这段经历中尤为关键的人物。而关于梅汝王敖在东京审判时的所作所为，比较详尽的仅是梅汝王敖自己写的半本日记，和另一本写了一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战犯的审判开庭，梅汝王敖作为惟一的中国法官出庭。庭审历时两年零5个月，开庭次数达818次，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大审判”。梅汝在法庭上态度强硬，据理力争，最终11名法官就日本战犯死刑问题投票，以6∶5的结果决定执行死刑，把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一般老百姓看来，这类题材的电影属于弘扬民族优良品质、歌颂优秀人物、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主旋律”影片，应该是由国家级的电影机构来投拍和运作，而且还属于那种得拼命往里砸钱的大制作。此前的几部爱国影片均是如此，像同属于“抗战”题材的《太行山上》，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耗资5000万人民币 《东京审判》却是一次纯粹民间的操作，投资和创作均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而国内尚没有民营公司运作大型主旋律影片的成功先例 可作为中国第一部二战题材电影、重大历史事件、个性鲜明的人物、强烈的故事冲突，加上国恨家仇，又鲜为人知，如此难得的电影题材很少导演会不动心。“梅汝王敖”“东京审判”“主流片”那些日子在高群书大脑里萦回不去。他想冒一次险 高群书更愿意把《东京审判》定义为“主流”而非“主旋律”，在他看来，所谓“主流”就是传达老百姓意志，“比方说，以前的《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就是主流电影，（虽然）它带有很强的官方意志，但也带有很强的人民意志，所以老百姓到现在都很爱看。但后来，大量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去欧洲获奖，却忘了电影的本体是什么――电影是让人民得意，而不是仅仅让自己得意的。所以到最后，主流片断档了。” 他一直想接上这个档。为慎重起见，他特意上网查了查投资方沙隆达集团的背景，网上资料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然而，高群书的这次充满理想的电影之旅，以欣喜和憧憬开始，却以几近悲壮的方式收场。其间每一个失控的环节都反映了目前中国影视圈的混乱和无序 筹资的投机与冒险 “我见证的不是一部电影的诞生，而是一部电影的毁灭。”这是高群书在《东京审判》拍摄完成之后，最大的感受 最早带着剧本来找沙隆达集团合作的，是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昌平。他在饭桌上描述了诱人的投资回报前景，这吸引了从事化工行业的沙隆达集团副总裁郑天华，并随后签下合约：九江公司的孙昌平运作国家资助、赞助款以及“人员设备折抵”合1000万元；郑天华代表的沙隆达公司投资400万元。之后他们又拉上了郑的朋友、北京某医药公司总经理岳路，游说其投资400万元。整部电影投资1800万元 孙昌平提供的1000万元里，包括他许诺能拿到的无锡市政府的600万元赞助款，他告诉合作者“他们（市政府）只求一个五个一工程奖，争取在文化领域的一个荣誉。”――政府投资主旋律电影，在之前屡见不鲜，也是政策鼓励的。他还告诉另两个完全是电影门外汉的伙伴，像《东京审判》属于国家级重点影片、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开机后还可向广电总局申请国家资助，至少能拿300万元。运气好可以拿到600万元 孙替他们算的账是：电影只需400万元就能启动，政府和国家的赞助一到，他们不但可以从1XX年4月9日，高群书也和九江长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下一纸合同，开始他的电影处女作。却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