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的转制样本.docVIP

《京华时报》的转制样本对身处北京的报刊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冬 11月9日,绵延数月的《财经》之变,终于以胡舒立携团队离开收场 而一年前甚至更早,作为中国新闻时事报刊中第一个走市场化的都市报,《京华时报》就发生过类似的震荡。它在当时遭遇的问题,以及8年来的经营和经历,给后来者提供了参考的样板,同时它也是某种暗示或启迪 本刊记者/杨时 5年前,财富正在迅速膨胀的《京华时报》,遭遇到曾经精诚团结的创业团队开始分崩离析的局面 XX年6月,一手将《京华时报》发行量提升至北京首位的副总经理谭军波离职,去往重庆。三年之前《京华》创报之际,因谭军波在发行领域的名气与能力,社长吴海民特意将其从广州请到北京参与创办《京华时报》。“开始的时候,谈过个人持股。最初的时候甚至谈到了细节,说过要成立一个发行公司,拿出11%的股份给个人。但是没做成。”谭军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最终分离的原因,“后来发展太快了。盈利以后如果再给个人设计股份,就有点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 舍弃正处级待遇与谭一道从广州到《京华时报》任总编辑的朱德付,在谭离开的同一年,重新回到了《人民日报》编制内。彼时,《新京报》创刊不久,朱德付在一次报社内部讲话中说,“有了竞争对手,我们内部才会团结。” 去年10月,朱德付辞职。社长吴海民兼任总编辑。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关于《京华时报》内斗的八卦消息甚嚣尘上。自此,曾经被聘来参与创业的编辑部高层大多离职。之后一年,同样市场化极为成功的杂志《财经》,又一次上演了更剧烈的“编辑部集体出走”事件,引起业界强烈关注。而《京华时报》的震荡却好像没有给业界带来警醒和启示 媒体成熟后的经营瓶颈 XX年,《京华时报》创报,以注册企业法人的形式成为时事新闻类报纸中首位“吃螃蟹者”。8年间,市场化经营带给了这张报纸更多的活力和利益,他们也遭遇过无体制保护下的市场肃杀;4年前,这家报纸就经历过《财经》正面临的因“理念”和“利益诉求”不合导致高层创业团队先后离职 谭军波、朱德付带着职业媒体人未解的体制难题离开。而创业者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京华时报》既有的格局 如今,《京华时报》又一次率先站在下一个媒体的拐点――报社打算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一起,整体上市。《京华时报》期盼着资本市场能让自己突破“天花板效应”的束缚,并由此改变媒体经营中的诸多人事权力管理难题 《京华时报》已连续盈利超过三年,满足上市门槛。“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过上市,但是上市需要增资扩股,这样就会稀释我们的股权。政策上是不能允许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社的要求是要绝对控股,决不能稀释。”吴海民这样描述报纸上市时遇到的障碍,“这一步没有做成。” 《京华时报》选择采编与经营打包集体上市的方式,而非已上市媒体所选择的剥离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做法。到目前为止,采编部门上市在中国传统媒体中尚无先例。“如果单独让经营部门上市会有很多麻烦,会牵涉到关联交易,证监会是不允许的。”总经理罗春晓说。采编作为报纸的核心内容部门如果未能参与上市,将无法得到股东的信任,这也是那些经营部门单独上市的媒体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并不理想的一个原因 但作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时政类都市报,采编部门上市十分微妙。吴海民说,他能感觉到政策向宽松方向的发展。但现实中仍毫无迹象表明绿灯将会出现。《京华时报》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犹如八年前创刊改制时一般 时至年末,《京华时报》于今年整体上市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争取明年吧。”社长吴海民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说道 扩张的体制难题 《京华时报》盈利后的难题不是仅有上市无门一个难言之隐 事情要从非典结束后京华开始盈利说起 突如其来的非典令那段时间广告主投放媒体的广告几乎为零,这份刚在市场中起步的报纸举步维艰,但同时减版减发行也降低了一份报纸的运营成本。非典结束后,创刊三年的《京华时报》伴随广告主的反弹,广告和发行开始攀升 XX年之后,有投行背景的罗春晓任《京华时报》总经理。他发现“那时候报纸没什么竞争,管理模式比其他行业相比差太多”。于是他依照公司化管理的模式,设立了严格的预算结算制度,他给广告业务员制定了基本完成份额,同时控制发行数量,甚至报纸的版数,因为版数直接影响成本。同时他根据《京华时报》的读者特点,把广告市场从一直依赖的保健品逐渐转向三大家电卖场 盈利后的《京华时报》广告增长额迅速攀升,直至以亿计数,很快就以年收入3亿元的广告额进入全国报刊广告16强。《京华时报》开始寻求扩张。收购其他报纸,形成向全国进军的都市报网络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方式。从XX年开始,社长吴海民就开始寻求北京以外的市场,盈利后更加大了扩张的决心 他先后接触天津的《大众生活报》《渤海早报》,上海的《上海青年报》以及广西、湖南等地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