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红楼梦》情结.docVIP

中国人的《红楼梦》情结在中国，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作家学者，为红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来就大有人在。 撰稿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师论坛上，有观众问李安愿不愿意挑战一下拍《红楼梦》，李安说：“《红楼梦》是每个导演的梦想，我也愿拍，但现在还不敢碰，还是先尝试一下拍张爱玲吧。”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万人空巷，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带来的激烈争辩，安意如“红袖添香”的红学著作大为走俏，似乎都证明，中国人的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红楼梦》情结。在中国，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作家学者，为红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来就大有人在。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俞平伯、林语堂、张爱玲，再到后来的王蒙、刘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刚，都是《红楼梦》的忠实拥趸 唐德刚就说：“《红楼梦》这部奇书，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时代先后、地域差异、政治社会制度不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一个读者个体，他从小到老、从华南到华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海外、从大陆到台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知识面接触的扩大，他每次再读红楼，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红学热潮：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的就是一部《红楼梦》。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说：“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1938至1939年林语堂旅美期间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可以视作是他对《红楼梦》的情感日深之后，模仿《红楼梦》的一次尝试。小说之外，XX年代，林语堂又做起了红学研究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林语堂的评价和常人大相径庭，在《平心论高鹗》等文中，他强调：《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而是他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这一立场正和胡适、俞平伯、张爱玲、周汝昌等人的论调相悖。胡适第一个指责高鹗是伪作者，随后，俞平伯在1923年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中也对高鹗的续书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而在美国，青灯黄卷，积十年之功，张爱玲写下了她自己非常看重的论著《红楼梦魇》，开篇就有和林语堂针锋相对的话：“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写的。怪不得！”作者问题上尚且众说纷纭，其余鸡毛蒜皮的细节上争论不休在红学界自然更是家常便饭 胡适创立红学，红学的热潮就经久不衰。但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红学热也逐渐降温，可是自从刘心武的“揭红系列”在“百家讲坛”热播，并成为年度畅销书之后，红学这个日益边缘化的学术研究类别忽然又热闹了起来。刘心武是新一波红学热的导火索。早年就写过《秦可卿之死》的刘心武此次卷土重来，对秦可卿之死依旧耿耿于怀，面对“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刘心武面不改色，乃对曰“此秦学也” 刘心武从秦可卿入手剖析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过追根究底，这也可以看作是民国初年兴盛一时的“索隐派”的遗绪。蔡元培虽然贵为辛亥元老，在当时的红学界却是很不招人待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蔡老就冷嘲热讽了一番，说蔡校长只会牵强附会，猜笨谜，自说自话，断不可信。蔡元培敢怒又敢言，遂写就《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质问胡适。两派你来我往，也有过几个回合的口水仗，但终因索隐派索隐功夫终欠些火候，每每被“对方辩友”抓住过于主观的硬伤，难以自圆其说，败下阵来。如今，刘心武这位“索隐派遗老”东山再起，文本细读和历史考证两方面都不敢大意，其核心却完全是改良后的蔡氏“废太子说” 蔡元培在给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所写序言中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这样的呼吁，倡导的是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这种学术态度在红学界内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 毛泽东的《红楼梦》情结 红学界大棒飞舞的现状有其历史缘由。朱大可对于现在以考据为主、敌视新的阐释方法的《红楼梦》研究非常不满，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从新中国历史来看，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既是他个人的文学喜好，又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动态的风向标。他一生中发动两次（分别为1954年和1974年）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大评论，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后，红学能成为显学，《红楼梦》的阅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