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纪录片的假想与现实.docVIP

中国个人纪录片的假想与现实纪录片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的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落后很多 《天赐》用纪实手法拍摄，导演孙宪重新把多个黑尾鸥家庭的素材组合起来编写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主人公黑尾鸥“天赐”的成长励志故事 尽管孙宪并不认为自己的影片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影片的拍摄历程却是国内个体纪录片拍摄者的普遍遭遇，它也许能让国内纪录片行业中一些盲目的从业者和投资方得到警醒：一个业余导演用7年的时间兑现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可是，接下来呢？ 无市场无利益无专业的三无创作境况 在XX年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孙宪第一次得知了国内唯一的专业纪录片代理商北京零频道的存在，并且通过邮件找到了公司总经理郑琼，请她帮忙找赞助 看完孙宪利用《天赐》空档拍出来的关于天鹅的纪录片《老袁》，郑琼索性亲自前往威海。她跟孙宪谈了中国纪录片的现实生存状况：赞助不好找；即使拍完，销售渠道和出口也窄得惊人。她建议《天赐》可以做成电视系列片，兴许有机会在电视台播出 而孙宪则坚持《天赐》要做成电影，因为他觉得“在大荧幕上看片子的感觉和看电视完全不同” 郑琼当即拿出三万块钱借给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片子很好、很有商业利益，而是我被感动了，并且愿意为自己的感动负责。”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对《老袁》提出了一些调整意见，又把片子推荐到四川国际电视节并获得了金熊猫亚洲制作奖。此外，她开始跟中央台接洽，最后以一小时八千元的价格把片子卖给了央视 孙宪希望能卖得更多些，但长期进行纪录片代理销售的郑琼知道，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不错了。而在播出时，片子却被重新剪辑，原创音乐被撤换。郑琼的义务帮忙换来《老袁》原音乐制作人的一顿臭骂。郑琼完全无法承受，她关掉电话，把自己锁在家里整整三天 “我并没有义务去教育所有人，告诉他们这个领域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她说 现实严酷到什么程度？郑琼认为，纪录片在中国国内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很落后 郑琼曾经跟着一些外国人拍纪录片，发现他们每天就拍两三组场景，一个片子拍下来也就十几个小时素材，而不会在漫无目的的拍摄中去赌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再以播出渠道为例，覆盖全国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仅有刚刚开播3个月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以播放《故宫》这样的宏大叙事片子为主。央视的电影频道也基本不播个人投拍的独立纪录片，向国外采购和播放的纪录片类型狭窄，多以自然人文类为主 民间的纪录片展映会和沙龙等形式则只能满足小众传播。北京零频道纪录片展映沙龙已播出近800场，算是国内较早的播放平台，每场会有十来个人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此外，位于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影院等地也会偶尔做一些纪录片放映，由于观影人数极少，基本上都是艰难生存 在电视台占有99%纪录片的销售份额的环境下，能够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片自然少之又少。近十年来电影院里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并且几乎没有盈利。纪录片环境相对较好的台湾，能上映的纪录片数量也不多，且多是政府扶持的影片 于是，《天赐》如今的结局和困境自然成为了“正常”和“意料之中”――即使是贾樟柯的纪录片，也在影院呆不了几天 作为在这样恶劣的纪录片环境中坚持的公司，北京零频道早做好了随时关张的准备，用郑琼的话来说，“我已经知道了现实，但愿意做，做死是我活该” 现在轮到导演们睁开眼睛看现实了。做，还是不做？他们需要理性地做出选择 混乱的中国纪录片投资环境 曾有企业老板曾经跟郑琼提出，他们觉得纪录片市场是一个空白，因而是一块很好的商业领地，他们想把北京零频道买下来。郑琼耐心解释说，做这个不挣钱。对方表示：“现在不挣钱没关系，以后一定能挣。”她告诉对方：以后肯定也挣不了钱 近年来，电影行业俨然成了一个淘金场。不仅大量从业人员骤然出现，资方涌动的热钱更是盲目地扑向电影、电视剧，包括之前被人遗忘的纪录片 XX年，孙宪在招商局的朋友单斌为了给《天赐》找资金，一次他碰到山东盛泉集团的董事长邱模便问道“你对电影感兴趣吗？”然后跟他介绍孙宪的处境和电影市场的火热，整整说了5天 连电影都很少看的邱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当时仍不明白就里，不过，他的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已经有一些想法”，另外拍摄团队的执著“让他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最后答应去看看样片 XX年3月，邱模在董事会的反对下坚持出资支持孙宪。双方签订合同，说好按照投资比例分红。他的投资也成为孙宪的第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邱模在一年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压力”停止了投资。他表示，不放弃公司将来再次投资电影的机会。该集团企业已经在北京通州成立了文化公司 电影《天赐》的另一个投资方是当地政府。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投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