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docVIP

遮蔽与突显：“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 张慧瑜 　　引言 　　“农民工”是对进城打工农民的一种称呼，是“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叠加，即“在工地上我就是工人，回了老家我就是农民”[1]，这些像候鸟一样定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迁徙的流动人口，从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动力，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和繁荣。 　　在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的身影经常是“不可见的”，他们或者被屏蔽在建筑工地的围墙内，或者被封闭在厂房里，或者在深夜从事着城市的环卫及其公路的维修与保养，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白天是他们的夜晚，城市的夜晚是他们工作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身影会在每年的“春运”中浮现出来，会在因拿不到工钱而被迫自杀的新闻中出现，会在一次次矿难的深度报道中出现……“不可见的”农民工以“可见的”图象、叙述再现于“大众传媒”之中。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包括笔者和本文的读者），关于农民工的想象、理解无疑通过这些大众传媒的中介，或者说过滤。 　　简单地说，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之后，农民工一般被称为“盲流”，一些新闻记者和社会学者也以报告文学或社会学调查的方式开始关注农民打工问题[2].不久，就出现了《外来妹》（1991年）等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随着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民工潮”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发表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佛山文艺》、《外来工》获得了几十万的销量，“打工文学”也成为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热点。但与农民工相关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维权、拖欠工资等法律或社会问题，这包括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等安全事故、“河南人惹谁了”等地域与身份的歧视、春节前后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出现自杀或报复承包商的事件以及外来工与外籍老板之间的劳资矛盾等等。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农民工归入“弱势群体”，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3]，农民工也逐渐地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2003年借“孙志刚事件”，新一届政府废除了实行近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年底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的行为成为新一届政府确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关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追讨欠款的新闻也大面积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报告中。而最近的政协十届常委会，又提出“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的说法[4]. 　　这些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浮现出现的农民工表述，成为建构农民工想象的重要媒介。尽管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是“小众”[5]的，除了电视或者准确地说是无线电视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其他的媒介方式包括有线电视都被封闭在无论是人数还是地域上占大部分的乡村之外，这与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都市传播方式有关，但是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当下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这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出现的标志，不如说是大众传媒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抑或“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间”[6]. 　　在这个空间中，农民工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借重，有时甚至成为支撑彼此矛盾叙述的修辞，比如“民工潮”一方面表述为中国实现非农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被表述为“现代奴隶”、“包身工”等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而媒介自身的背景也影响到关于农民工的表述，比如下面我要分析的《三联生活周刊》使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来指称矿难与《真理的追求》使用“包身工”来指称农民工，虽然都借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文本，但是其不同的选择与这些刊物自身在90年代的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农民工”的叙述，并非来自于“农民工”的自我建构（当然，在“打工文学”中参杂了些许自我想象），而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追认、整合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可以读解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统识”的争夺战，农民工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被再现为不同的身份，是不同意识形态运作或协商的结果。 　　所以，本文并不是对农民工现象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而是把“农民工”作为不同的文化表象进行意指实践的“表征/再现”，或者说一个不断被建构为“他者”的景观，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把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关于中东或近东的文化表述作为建构西方主体身份的一部分，而关于农民工的表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这些在大众传媒中指认“农民工”的不同方式，与“农民工”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呈现这些大众传媒中关于“农民工”的表述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关系。或许，这样一篇研究报告很难被“农民工”所阅读，这依然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再现而已，但我希望这是一种关于再现的再现。 　　一、“农民/工”的起源或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