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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我意味着什么？2015-01-06在美国访学期间，常常会碰见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同胞，每当聊天中得知我从上海而来时，一些相似的表情总会屡屡出现在不同人的面孔上。如果遇见言语投缘心态平和的人，我会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其中的居民，是不是既讨厌，又羡慕？有朋友曾坦率地回答：差不多吧。只是羡慕之情比过去少了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城市也有了跟上海一样的商店、品牌，虽然没那么多、那么时髦；讨厌之情也淡了很多，因为上海街头那种小气排外的上海人比之过去，也少了很多。从这个外地普遍存在的对上海这座城市及其上海人有别样看法的现象出发，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下语境中很多与城市相关的话题。一个是“中（落后）西（先进）”对人们的影响。在中国百余年的语境里，我们一直在努力追赶“西方先进文化”。1920、30年代就已是远东最时髦城市，如今更是改革排头兵的上海，在中国一直承担着“最西化”的角色，由此在国人心中产生了一层“（此处）先进与（彼处）落后”的地域预判。一个是“城（优越）乡（贫瘠）”对人们的影响。自1950年代开始，从乡村做出牺牲支持城市发展的“剪刀差”政策，到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大开发、产业转型过程中乡村的迅速衰败，中国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产生出巨大落差。如果说过去几千年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上，“田舍郎”科举成功进入城市后生活毫无文化隔膜，因此“乡下人”和“城里人”这对词放在一起，还有可能是在描述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在今天，“乡下人”和“城里人”这对词放在一起，就明显包含着“前者低后者高”的群体预判。这种“先进与落后、优越与贫瘠”的预判，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达尔文式现代发展观，从而把原来不同群体适应各自建成环境的“差异（difference）性生活方式选择”，简化为“乡村＝落后，城市＝文明”标准下的“有差距（distance）生存模式的优胜劣汰”。这些获得了现代发展正当性支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预判，不仅存在于上海与其它地方之间，也存在于北、上、广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这些预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现实依据，比如说，现代城市的物质构成基本出于（西式）科学和逻辑，因此在建筑城市专业圈里有个流行的笑话，说从城市管理是否规范角度来看，只有上海才算得上城市，北京是中国最大的村儿，广州是中国最大的镇。但当从物质方面转换到对人居状况进行观察时，上述预判，无论是否符合事实，都必然会引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对峙情绪及彼此的不适应。这种不同社会群体间关系紧张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当下，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从农业时代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1938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在一篇题为《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章里，从对美国城市的观察中发现：“当人们从小规模的农村民俗社会迁移到以法律、合同、金钱交易为基础的现代城市社会时，原有的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支持系统将被打破……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亲密关系的群体对个人与情感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她）也失去了那种在完整的社会中自然的自我流露、集体精神与参与意识。”这个分析我以为同样适用于2010年代的中国，加上前述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与群体预判共同起作用，可以想见，我们国家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数目惊人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群——将会持续经历着各自生活方式的巨变与不适应，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对峙与不包容。2013年1月，我通过Airbnb网站——一个帮助个人旅行者同私人住屋持有者间直接交易的网站——预定了一个位于纽约上东区的住所。住所位于底层临街，面积不大，采光不好，主人是一对来自上海同大陆做淘宝、代购生意的夫妇。闲聊中我问主人，纽约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有什么差别？已在海外生活10多年的女主人斩钉截铁地回答：“纽约比上海好一千倍！因为它对各种价值观的认可，对各种生活方式的认可，要比上海宽容一千倍。”在我听到回答的一瞬间，其实是楞了一下，但当我在大脑里把时针拨回到十多年前的上海（包括现在），检点着中国最大、最西化的这座都市的包容度，还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那么从我个人经验出发，哪些城市不太好？哪些城市更好一些呢？我去过洛杉矶，交通便捷，四通八达，城市在平面上扁平展开。在这种尺度的环境中生活，没车，基本就是个噩梦。而车子需要的道路及其附属空间，又将城市撕裂得七零八碎。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只能借助汽车去一个个明确单一功能的目的地。整个城市基本不存在可以步行的街道生活，因而也产生不出“城市戏剧（刘易斯·芒福德）”和“街道芭蕾（简·雅各布斯）”。虽然种族繁多，但各个族群都生活在彼此隔离的区域里，基本没什么交往。这样一座车轮子上的城市，没有街道生活与日常人群的交流，我不觉得是座好城市。我去过威尼斯，悠久的历史，精美的建筑，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