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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尝试宣告失败 　　对日不直接交涉和诉诸国联的政策 蒋介石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也包含着对日本不直接交涉和诉诸国际联盟的内容。在蒋看来，中国既然不具备直接抵抗的实力和条件，又要避免来自日本的直接压力，还要利用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矛盾，那么诉诸国联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曾在上海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过两国对事件进行共同调查，旋因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南满各地以及中国民气沸腾，国民政府遂放弃与日本的直接交涉而转而求助国联。这既是当时在华的国联卫生局局长拉西曼的建议，也是张学良的顾问、嗣后出任国民党中政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的顾维钧的主张 由是，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和日本政府发出紧急严重抗议书的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也奉命向国联行政院提出，要求按照国联盟约的有关规定提出制止办法。当时日本使馆曾回复称日本政府已经电令在华军人不得扩大事态。9月22日，国联行政院会议决议，要求中日两国停止一切导致局势恶化和妨碍和平解决的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进一步的仲裁。但日本方面反对由国联进行仲裁，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解决。蒋介石在得知事变发生之初便主张应由南京中央而非东北地方当局来主持相关外交，9月21日返抵南京的当天就致电张学良，以外交须待面商，要张到京一行。所以，当得知国联的决议后，蒋认为“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良机”。然而，9月23日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作为张学良的代表抵达南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斤斤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其实质是视九一八事变为以往日人的寻衅纠纷，可以在不抵抗的前提下，与日方进行单独交涉，以求恢复原状。然而蒋介石已经不认为此次事态可以简单解决，表示反对由东北地方当局与日方直接交涉，认为“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而在得悉日本主张抛开国联、日中进行直接交涉之后，蒋介石更为警觉张学良将擅自与日方交涉东北问题，遂于9月24日让万福麟带去致张学良的亲笔信，称：“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北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之不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9月25日，蒋介石再度电催张学良来京，商议组织紧急委员会与外交顾问会，又于26日电嘱在北平的中央代表吴铁城转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公使代办及其他日人，汉卿兄以不直接见面为宜，如不得已时，可派员代见，使日人不能造谣离间，否则汉卿兄与日人见面一次，必多予日人一造谣机会也。请切实转告汉卿。”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拒绝由国联出面仲裁而主张对华直接交涉，是一个不祥之兆，其结果很可能造成日方压东北地方当局单独媾约的局面，如果中方接受日方的要求，必然丧权辱国；不接受，则日本必扩大对华事态。正如他在9月26日的日记中所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际联盟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甚至考虑“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以与日方对峙 如此一来，中方一再拒绝直接交涉，正好也畀予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借口，而日本政府和军部也有了不执行国联决议、听任事态继续恶化的理由 也正好在这时，国联通过了中日双方均表赞成的决议。9月下旬国联会议分别听取了中日代表的进一步申诉之后，于9月30日作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第二个决议，称知悉日本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日军已经开始撤退，但须以保证日人生命财产安全为条件；知悉中国政府保证日侨生命财产安全；要求中日双方速行恢复两国间通常关系。对于国联的这个决议，中日双方代表均表示了赞成。于是，蒋介石对东北问题有望在国联仲裁下得以解决的前景颇为乐观。10月1日，蒋介石令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名义，派定东北各地部队及负责长官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地区，并负责维持治安；并声明，日军所占领之各地方城市，未正式交还中国政府以前，凡该各地之各种团体，应由日政府负其责任，中国概不承认。10月2日，蒋介石又电嘱张学良：“日方声言撤兵，我方应有预备。请即派定东三省各地军队之长官，接收日军撤退后之地方，切实负责回复日军所破坏之各地治安，并将所接收长官及预备办法请先电示。”10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奉命把上述决定的内容照会日本政府 但事与愿违，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出现愈演愈烈的抵抗日货等反日运动，尤其是各地学生纷纷赶赴南京示威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也遭到愤怒学生的殴击并不得不辞职，继任外交部长施肇基因忙于与国联的交涉而无法到任。日方于10月8日向国联指责中国全国性的反日运动，并以此为借口扩大了在东北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