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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上的风景 　　摘要：苏童的《河岸》中，通过三位女性来贯穿男性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对女性被遮蔽的历史文化使命，缺失的母性，以及缺陷的灵魂做出了续写，带我们重温苏童以往的女性世界。同时男性对女性的追寻，也勾起我们对他的女性世界的重新构想。 　　关键词：女性；历史文化使命；残缺；双重语义；追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003-01 　　 　　苏童的必威体育精装版长篇小说《河岸》，书写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境遇，重点表现人性的变异以及变异后的舒展。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中，虽然女性不再作为被描述的中心，我们依然看到了苏童给予她们的非同一般的“喜欢”。作品通过邓少香、乔丽敏、江惠仙三位女性来贯穿男性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在延续以往对女性描写另类视角的同时也做到某种程度的突破，再次表现了其独特的女性意识。 　　一、女性历史文化使命的遮蔽 　　女性在几千年男性中心文化中，始终以弱者的姿态缩立在历史舞台上。“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损害她们……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在苏童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女性对命运的反叛，可惜的是在这份反叛中很难寻找到她们是出自女性性别自身的文化使命，而大多是生命中最狭隘的本能。《河岸》中的三位女性，向我们展现了褪除历史重轭后，个人生命自由与勃发。在这里，时代在更迭，然而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仍有宿命的色彩，女性的历史文化使命依然被遮蔽。 　　以女烈士身份出场的邓少香既是小说的缘起，也是整篇小说的背景。传说中，邓少香嫉恶如仇、嫌富爱贫，用棺材为金雀河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最后在一次行动中被宪兵队逮捕，英勇就义。这样的生命历程完全符合传统价值观对于英雄的定义，也足以完成历史赋予女人的责任。然而作为“江南地区红色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颗音符”，邓少香参加革命的动机无论是为了爱情，还是“不甘心”命运的安排，都不能与崇高的革命理想相联系。她能成为英雄与其说是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个人思想的觉悟，到不如说是她恰巧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恰巧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摆脱不如意的生活境遇。 　　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风韵”的母亲乔丽敏，颇得到了邓少香的真传。太小的马桥镇使得少女时的母亲就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屠户家女儿的出身又给她当时的政治生涯蒙上了阴影。乔丽敏无法忍受这样平庸黯淡的人生，她打碎了储蓄罐，向家人宣告要独立生活，走向自己所谓的革命。然而，乔丽敏改变生活的这份勇气也不是源自自我历史使命的觉醒，而是为了摆脱外祖父的丑闻和屈辱，在她看来，不划清界限就会影响她的前途。 　　同样，江慧仙表现出的对李铁梅的无限热衷，并非是出自于对革命人物的由衷崇敬，从精神文化层面将自己解放，而只是把李铁梅作为逃离驳船，过上体面生活的跳板。这里，女性自身所凝聚的人性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唤醒，历史意义与价值在她们看来，是与个人生命毫不相关的。她们依旧坚守着社会、历史赋予的重压，始终没有走进女性的文化使命，从生命本体解放自己。 　　二、缺失的母爱 　　在以往的作品中，苏童虽然对母亲形象着笔不多，但他对这类女性却有独特的残缺视角。他从未对残缺的母性直接加以描写，而是从下一代的视角出发，在淡淡的叙述中将残缺表现得淋漓尽致。 　　库文轩虽然有一个曾给他无限荣耀的母亲，却也只是徒有虚名。还在襁褓中的他就已失去了母爱，以致最后被赶到驳船上度过余生，也是因为母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烈士遗孤”身份。邓少香母亲身份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日后库文轩的悲惨境遇。而“我”因父母的离异，选择了同父亲上船，从此丢失了母爱。确切的说，从父亲身份被怀疑的那刻，“我”就被母亲抛弃了。尽管“我”曾上岸寻找过母亲，试图投靠母亲，但最终的结果是再次错失母爱，母亲从“我”的生命中被彻底抽离。还有本是同母亲一起来寻找父亲，却无缘无故被抛弃的小慧仙，多年来她固执的保留着母亲穿过的雨衣，除了以此来慰藉想念母亲的心情外，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母亲这样一个事实，就像库文轩小心的保护着自己的鱼形胎记，库东亮偷偷的保存着母亲“审判”父亲的记录一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念自己拥有的简短母爱。 　　苏童用饱满的笔墨，刻画了库文轩、“我”、江惠仙三个孤儿，通过对传统母爱逃离的书写，对女性命运作了更为深刻、内在的质询。母爱，人性中最纯粹的感情，不但没有在少年的成长中起到陪伴、引导的作用，反而成为成长的烦恼之一，使得女性本身更加的不完美。 　　三、双重语义逻辑 　　苏童对于女性的描写，总是尽力的给予笔下的女性美丽的外表，但却偏执于女性人性中的恶，很少触及女性“圣母”般的纯洁、善良的品性。在他塑造的一系列女性生命历程中，我们看到了美与丑极其鲜明的纠结。《河岸》中，邓少香、乔丽敏、江慧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