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分析论农会经营转型 - 财团法人台湾智库 .docVIP

從組織分析論農會經營轉型 05/2002 作者 邱湧忠 一、前言 我國農會在走過二十世紀漫長的歲月以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所經歷的種種改變，就如同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的威力。農會問題震驚了農會界，並且又引起關心農會發展人士的討論。 首先，在二○○一年初，經過艱辛的過程完成的農會法修法，讓農會可以維持一個相對純淨的經營環境，排除非正派人士參與農會事務，同時也修法允許農會出資投資重大事業，前者得以導正近年來頗受社會詬病的黑金問題，頗受社會好評，而後者則開創農會較寬廣的發展空間，亦獲農會界的支持，但是，如何防範經營者藉投資以掏空農會財產則受到社會人士重視。 其次，在經歷激烈的改選結果，農會新屆次經營團隊已經形成，農會經營團隊汰換比率提高，雖然代表農會注入新血，可望改善農會經營體質，但是，面對外部經營環境的丕變，不論，經營高手或新手上路，農會未來的競爭優勢如何能夠維繫，則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再者，二○○一年八月十日中央存保公司進駐二十七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用部，同年九月十四日銀行合併二十七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用部，使農會長久以來信用部應否獨立經營以及定位等根本問題再度浮現，引發產官學界更多的論辯，但是，卻始終無法獲致共識，必須加以解決。 二、農會組織分析 從組織分析的觀點，資源依賴理論及策略管理理論都同意環境並非一組無法掌握的外在限制因素，借用政治協商可以改變或塑造環境，以符合最高層管理的目標。由此一觀點可知組織間協調的理論可以採用這二個理論為基礎，經由協商以避免與資源交換伙伴的糾結。但是，組織不能自行退讓自主權，過度依賴其他組織，因此，組織間的聯營、結盟及非正式協議等，都可視為多元動機混合的賽局，是組織獲取資源的一個方式。由於組織是建立在其所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必須藉此獲得存續所必要的資源，而社會文化環境對組織的接納或認可則為資源得以持續流入的要件，換言之，組織之所以存在並非僅依賴其正當性及適法性而已，更重要者為其機能，組織被社會文化環境接納，就是組織機能具體展現的結果，因此，農會的永續經營必須掌握此一原則。 組織因為其機能、正當性及適法性被社會文化環境接納，然而，隨著總體環境條件的改變，都會使這些正當性及適法性受到挑戰及質疑，因此，組織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必須要隨時面對改變。通常組織對應改變著重在內部資源及結構的調適，但是，未來很大部分是不可預測的，因此，管理才是問題，並非技術。檢視組織及模塑組織改變，可從結構、權力、資源及遠見等四個組織元素加以討論，其中組織遠見及權力通常為一般人所忽視，所謂組織遠見包括目標、策略及形象，而權力則與組織達成目標的能力有關，組織上的權力來自層級及工作說明等權力架構，以及知識、信念、領袖特質及因果之權力來源，這也說明農會選聘任人員對農會經營的重要性。 農會在農業發展條例的規範上被認定為農民團體，雖然漁會、農業合作社、農田水利會、同被認定為農民團體，但是，在相關農民團體的特別法中，除漁會及農會被特許經營信用業務外，其他農民團體則未能經營該項業務。 再從組織學的觀點來分析台灣的農民團體，其中農田水利會有很清晰及具體的目標，是以農田灌溉為目標，而漁會則具有某種程度的經濟生產取向為目標，較為單純及直接，而農會則目標極為廣泛且不具體。另外，從農民團體職員的隸屬特質分析，農會及漁會是聘僱人員的關係屬性，而合作農場及農業合作社則屬會員的關係屬性，前者的隸屬形式為僱用，而後者則屬於所有（ownership）。 農會及漁會因為兼具經濟生產、政治、教育及社會的實質操作取向，因此，通常被引喻為具多功能的團體（group）。團體在組織學上的認知偏向非正式（informal），而組織（organization）則多屬具有正式網絡可與外界連結的單位，且本身具有法定地位。農會在法律上是屬於農民團體，而在許多文獻上，則農民組織與農民團體是交互使用的，兩者之間並無嚴謹的分界。組織與團體有二個共同特徵，其一為兩者都是個人所組成的集合體，其次，兩者都有一定的目標及功能，是人們經過深思熟慮下的產物。然而，兩者間最主要的區別則在於下列二個層面，其一為組織的成員歸屬是正式的被認可，而團體則不盡然。其次，組織為面對不確定的環境及建立秩序，必須控制個別成員的一些活動，而團體則依賴個別成員的表現，換言之，組織比較重視身分的認定，以作為控制的手段。 另外，組織強調成員的隸屬關係，組織的基礎立基於個別成員的成文正式隸屬，最具體例子就是雇用，而團體則對成員的隸屬關係並太重視，團體內的互動並不只限定在受到認定的同一對象。 依據前述比較分析，農會形式上是屬於組織的範疇，但是實質操作上則又屬團體的本質。以會員的隸屬而言，形式上及法律上都是組織的型態，但是實際操作上，都具有團體的本質。農會會員在法律上是組織的成員，與組織具有隸屬的關係，但是對於農會經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