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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卞之琳的新智慧诗 作者：王泽龙 文艺研究 1996年05期 　　金克木在1937年的一篇新诗批评中称30年代崛起的“以智慧为主脑”的主智诗潮为“新的智慧诗”。〔1〕新智慧诗的突出代表是隶属于现代派群体的卞之琳、废名、曹葆华等。他们的诗歌以冷静的哲思倾向与深邃的智慧的凝聚，追求诗与哲学的融会而与其它现代派诗人形成鲜明的区别，开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一条新途径。其中以卞之琳的诗歌最具代表性，艺术成就最高。本文的探讨只包括卞之琳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卞之琳30年代的诗集包括《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即《汉园集》的第三部分）以及《音尘集》。1942年桂林明日社出版的诗集《十年诗草（1930—1939）》基本上收入了他30年代诗歌创作的大部分。 　　上篇：感性与智性的融合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人中最具有现代审美意识与文体意识的诗人之一。他说自己写诗：“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2〕卞之琳的创作是受他的老师徐志摩的影响而发端的，但是他的审美趣味却不像新月派的大多数诗人那样钟爱18、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诗人，他主要欣赏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注目的是世纪之交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有人称他是一个“在《新月》上写诗而又能跳出同侪的圈子，保留了个人特点的诗人。”〔3〕他曾在新月派的阵地《诗刊》上译介了马拉美、罗刹蒂的诗，节译过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还翻译了尼柯孙的论文《魏尔仑与象征主义》。他说过，“我就在1930年读起了波特莱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仑、马拉美以及其它象征派诗人。我觉得他们更深沉，更亲切，我就撇下了英国诗。 ”〔4〕他在30年代初期的创作开始明显呈现出与新月派其它诗人不同的特点。 　　卞诗与以情动人的主情诗相反，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情感的发展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的诗学原则是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而形成的。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标举的“诗并不是放纵情绪，而是避却情绪”，这样一个以经验代替情绪的智性化诗学原则在现代主义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主义诗论认为：“写作诗的人比之他的情绪， 更应用他的智慧”， “睿智（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5〕艾略特的诗学贡献主要就是集中在对智性怎样恢复到诗中去的关注。在西方诗歌史上，感性与智性，情绪与理智长期是二元对立物。新古典主义反对非理性和神秘怪诞的成分，实际上呈现出理性主义的意味。在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拨中，情感的宣泄，主观的表达受到了鼓励，但又向另一极端发展。他们认为理性和智性都是不利于艺术和情感的，是诗歌创作中应该被摒弃的。因此，在现代主义诗歌崛起之前，英美诗坛上呈现出一个共同倾向：诗人们要么沉溺于肤浅的个人伤感，仅仅从一些规范化了的意象或比喻中来唤起情感，要么全神贯注地说教，只是用诗的韵律包裹着某些老生常谈的道理。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理性与感性是完全分离的，既没获得真正的感情，又没能真正理性地思维。艾略特的努力，就在于致力修复这种理性与感性的脱节。艾略特认为，诗应当“创造由理智成分和情绪成分组成的各种整体”，在理智与情绪的诗学关系中，“诗给情绪以理智的认可，又把美感的认可予思想。”并认为，“最高的哲学应该是最伟大的诗人的最好材料”。〔6〕他把诗中所表现的哲学是否伟大以及表现的是否圆满和精到作为衡量诗人高下的两个准则，可以说这正是艾略特诗学中“智性美”的双重内涵。卞之琳的诗歌正是在这样一种诗学原则的诱导下，开始他诗歌的智性美的探求的。 　　卞之琳30年代的诗歌大都是经过了理性淘汰后的结晶。让我们先解读他的一首爱情短诗：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无题·五》 　　短短八行诗句，看似写得漫不经心，意象的获取仅是一个生活中毫不惹人注意的衣服上的“襟眼”。他散步中忽然发现空着的扣眼可以插入一朵象征爱的小花，心中顿觉欣喜快慰。平时襟眼空着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它的用处，一旦它给你带来慰藉，你便觉得这空着的东西成了有意义的存在。在“簪花”之时，诗人突然间悟到，这世界也宛如襟眼，它也是空着的，正因为它空着，方能容了你的款步。一个更深刻的人生哲理由此而暗示：“无之以为用”，一切都在貌似无用中显示出它的用处。热恋中的那种激情、欢悦或感伤、思恋都被淘洗得一干二净。诗人在簪花于衣襟的散步中体味到的是宇宙的自然规律，感悟到的是存在于世间的一切事物的相对性质，任何事物在有用与无用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绝对的界线。诗人就这样在一种恍然的诗意中升华出一种宇宙人生的哲学。 　　卞诗既有深邃的哲理意蕴，又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感性。智慧诗以形象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