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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究 作者：高王凌叶航 学术界 2014年12期 　　 历史，对经济学的挑战 　　 高王凌 　　回想1987年，我曾在美国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报告辟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农村改革，靠的是中国人自己思想的现代化？还是西方传入的什么经济学理论？ 　　我认为二者都不是，即使他们之间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因为这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课题，所以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我的大意是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特点，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集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长期以来，多被视为“封建”、“落后”而遭致了全盘否定。然而它们与“现代化”之间真是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通起来，并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长远，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例如，纵观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便可看到，正是这些“传统因素”的复兴和发扬，支撑了今日的农村改革。即使是包产到户，恐怕也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是回到”土地改革”，而是某种的“均田制”的复归(参见《活着的传统》)；而且迄今为止，我们对如何定性包产到户，还有许多不明之处；至少，在不同地域它展现着不同的面貌…… 　　我又想起，在那之前，1982年，我刚刚毕业，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后来写成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并因传统政策的研究获得路思基金会的赞助，赴美访问讲学)。其中说到，20世纪中国的那些弯路，在清代早经历过，什么“土地开垦”、“以粮为纲”(最近我才悟出来，“农业学大寨”仍然是土地开垦的老路)。经过康熙、乾隆时期，就走出来了。不再着重于开垦土地，着力发展经济作物、商品经营，以至于农村工业……这些切实可行的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清人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 　　当然，我不是说当日农村改革就是跟清朝学的。但是，我也很难承认，这些都是所谓新思潮的成果，更不用说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说参见《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从此我开始了清代经济史的宏观分析，它与所谓英国道路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这涉及到早期的一些想法，现在让我回到这次的主题：租佃关系。各位知道，近年以来，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本关于租佃关系的小书(《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有人说是给地主翻了案，有人说是农民欺负地主，有立场问题…… 　　在许多经济学家或所谓经济学的常理看来，地租总是要涨的，如随着人口的增加、需求的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地价的高涨，等等。从逻辑到逻辑，理论到理论，也就不免于常常重复旧说。 　　近年有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写了本《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其中说： 　　“不管村里的佃户怎么起早贪黑地干，他们总是富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收成上去了，土地的租子也会上去。这还不是黄世仁心狠加价，黄世仁其实从来不主动加价，而是市价就是这样。” 　　“地租这东西，一直都是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会上升”。 　　这就是所谓经济学家的观点吧。但在历史学家眼中，问题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什么结论，好像一推就得出来。他们很难认识到，第一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如果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可怎么办？ 　　就拿地租来说吧，最近二三十年来，据国内外一些老一辈学者研究，清代中国的地租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在这里，事实可就与理论相悖了！ 　　据学者研究(学历史学经济的都有)，清代地租的租额是在不断下降的，在大多数时期，下调幅度一般是在二十个百分点以上。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是： 　　明代末年：下调为(原额的)八成多； 　　18世纪：七成五左右； 　　19世纪：八成左右(以上非连续数据)。 　　另一方面，不但地租的原额和现额之间存在差别，实际征收到的数额，即实收率也下降了： 　　16世纪下叶至17世纪上叶的明代末年，约为(以前的)八九成； 　　17世纪下叶至18世纪上叶的清代前期，为七八成； 　　18世纪下叶，六七成；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叶，七八成； 　　19世纪下叶，约为六七成； 　　19世纪末，降为五六成。 　　那么，我们应如何面对这种事实与理论的相悖？ 　　中国近几百年以来，地租为什么“越来越少”？我想，其原因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一，中国存在一种“打折文化”，遇事都好打折扣，有时会一打再打，因而地租也循例难以十成交足；二，佃户生活困难，存在一种“抗欠有理论”，常常“理直气壮”，占取“便宜”；其榜样则俯拾皆是，其方法简单易学；三，贫苦农民“人多势众”，不免“得寸进尺”、“仗势欺人”，即“农民欺负地主”，亦不可免；四，地主方面忍让，因一方面受儒家“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