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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证成与反对 高景柱(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内容摘要]：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今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人们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外部之争”和“内部之争”两个方面：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信条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大其关注的范围。 [关键词]：平等；运气；运气均等主义；选择；责任 平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两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但却是近三十多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界关于平等理论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S. Anderson）在1999年将这种理论倾向称为“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人们围绕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对话，共同勾画了一副绚丽多彩的平等主义理论图景。学界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争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外部争论和内部争论，其中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主要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对运气均等主义最为著名的批判是安德森的批判，而对运气均等主义的辩护也主要是围绕安德森对运气均等主义的批判而展开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理论家族，内部充斥着激烈的纷争，这就是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即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本文在回顾学界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内外之争的基础上对运气均等主义做一简要评价：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展其理论视野。 一、运气均等主义：当代平等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自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发表其《正义论》以来，其思想一直主导着当今政治哲学界，比如当代关于平等理论的辩论主要是由罗尔斯的平等理论所激发的。罗尔斯把其平等理论称为“民主的平等观”，并提出了一种“反应得理论”：“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的地位，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中的初始地位一样。”罗尔斯的民主平等观试图排除自然偶然因素和社会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即试图排除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自此之后，平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成为当代平等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安德森称这种理论倾向为“运气均等主义”。 在安德森看来，运气运等主义理论以罗尔斯的“反应得理论”为基础，它的基本信条在于：第一，平等的根本目标在于对不应得的坏运气进行补偿，这个补偿应该仅仅来自于他人从不应得的好运气中所获得的那部分利益，即运气均等主义把根本的不正义视为运气分配的自然不平等，应该排除运气对分配的影响；第二，个人应该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安德森那里，运气均等主义家族中的学者主要包括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Arneson）、G. A.柯亨（G. A. Cohen）、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埃里克·拉克斯基（Eri Rakowski）、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以及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等人。对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塞缪尔·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曾这样概括道：“自《正义论》出版以来，分配平等主义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分配正义理论之一，伊丽莎白·安德森称之为运气均等主义。这种理论有不同的变体，但是对这些不同的变体来说，其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即人们拥有的利益的不平等如果源于人们自愿做出的选择，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这些不平等源于未经人们选择的环境因素，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未经选择的环境因素既包括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等社会因素，也包括一个人拥有的自然能力和智力等自然因素。”在马修·塞利格曼（Matthew Seligman）看来，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原则：“（1）分配是由人们的选择和机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有影响分配的因素要么是选择，要么是机会；（2）分配的不平等部分可以追溯到选择，部分可以追溯到机会；（3）不平等或部分不平等当且仅当可以追溯到选择而不是机会时才是公正的。” 丹尼尔·马格威特斯（Daniel Markovits）提醒我们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背后的理念是古老的，比如约翰·密尔曾经说过“决定报酬比例的因素仅仅公正地依赖于选择的因素：当它依赖于力量或能力的自然差异时，这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