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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详解雄安新区“雄心” 　　借助雄安新区这一载体，对优质资源分配进行强制性再平衡，是对一直以来等级化的城市体制和优质资源过度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颠覆，将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格局的改变产生引导作用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在河北省保定市所辖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国家级雄安新区，并称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被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关于三地今后的发展及协作模式曾引发多番猜想，而此次雄安新区的成立被视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并带动区域发展的重大举措 对于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多位规划专家表示始料未及，各种争议也纷至沓来 雄安新区真能承担起重任吗？新区设立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深意？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对此作出了解读。 一石二鸟之举 《财经》：雄安新区被称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那么它与后两者有什么不同？ 李铁：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是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区域的产物，雄安新区的重点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北京的人口过度膨胀，来自于计划经济和行政的推动。一直以来，资源的分配权大量集中在北京，因为各个部委都有影响地方发展的权力，手握各种资金、项目等审批权，所以吸引了各地设立办事机构，“跑部钱进”。同时，中央企事业单位为争取更多资源，也持续进入，它们的扩张又会导致人口的增加 持续进入的人口不但需要各类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配套服务，这样又带动了其他行政和市场要素的持续进入，从而陷入死循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市一直采取人口控制政策，城市规划也在不断限制人口的进入，但人口却从1000万上升到现在的2173万。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北京采取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并不能改变未来人口反弹的趋势。因为导致人口增长的所有因素都没有消失 北京按照中央制定的人口控制政策，只能解决自己管辖的机构迁出，或者低端产业的迁出，甚至市政府办公机关的迁出。但是北京决定不了央属企事业单位的去向，而它们正是人口聚集的一大动力。只有中央下决心强制一些机构迁出，才能遏制住北京市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 设立雄安新区，第一个目标就要选择合适的空间，作为各类中央企事业单位迁出或者相关单位增量扩张的载体 与此同时，雄安新区还承担着带动河北发展的功能 我们经常以“环北京贫困带”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连北京都是如此，更别说其他地方。一直以来，由于北京强大的吸聚作用，压缩了河北的发展空间，使得它只能发展重化工业、钢铁业，随之而来的雾霾等问题，却需要周围地区的人们共同承担。在北京周边存在广大的贫困地区，这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通过新区的设置，既解决了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的疏解问题，同时又带动区域的发展和平衡，我觉得这是雄安新区最重要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和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完全不是一回事。 颠覆传统城市发展模式 《财经》：兴建新区的做法在各地并不少见，这次雄安新区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李铁：雄安新区实际上体现出一个关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构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市发展走向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同时，等级化的城市?w制通过行政手段促进高等级城市盲目扩张。各级城市基本都是上行下效，地方看省会，全国看北京，大多通过行政力量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由于省会等一二线城市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其他的中小城市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随之而来的，是大城市过度发展，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大城市，人们一方面享受着优越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在排斥着外来人口。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却没有享受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城市公共设施的供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结果是不得不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来获取财政收入，出让更高价的土地来维持基础设施投入，但是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好转 过去人们在谈论城市治理的时候，大都局限于在城市内部做文章，包括怎么控制人口，进而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房价上涨问题等等，且一般都采取“堵”的措施。再有就是，过去城市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一个惯常做法，是在城市周边建设新区，这意味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并使得更多的人想挤入这些城市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想在城市内部解决“城市病”，几乎无路可走，而且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而设立雄安新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优质资源的外迁，从根本上遏制人口继续向北京聚集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的设立为中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并将起到示范作用 《财经》：其他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