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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演进及发展反思 　　〔摘要〕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持续推进了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沿，但在自身学科属性的基本议题上仍存在疑义。一部分制度研究者在此背景下摆脱狭隘的政治科学立场，从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贯通的角度，思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以及新论题同旧传统的关联。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四个流派，在其演进发展中受多个学科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板块构造作用之下，呈现出多重焦点、层次分化与领域延展的特点。在学科定位及流派演进基础上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愈加关切超越政治科学内部流派细分的格局并致力推进不同制度研究取向的交汇融合，围绕内生制度变迁、观念和话语分析以及修辞制度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理论阐释，兼重科学化和人文化的研究途径并在建构机制和时序分析的方法论领域颇有建树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流派演进，发展反思，政治科学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3-0090-06 新制度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在制度分析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并于80年代经过政治科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奠基性文献的梳理界定而形成身份自觉意识。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经历了传统制度研究的推陈出新并从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迈进，在研究领域扩展和内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其各流派在累积现实解释力的同时致力于提升理论建构水平，由此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一、社会科学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 按照通行观点，马奇与欧森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霍尔与泰勒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政治科学与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则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分法赋予权威依据。这两篇论文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设定了核心研究领域，提出了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逻辑，但是基于政治科学角度审视新制度主义的确立及演进，仍面临亟待澄清或深入阐释的一系列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学者特别是早期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于从政治科学自身把握制度研究路径的做法，很可能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演进发展设置了障碍，这具体表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自身起源、新旧分野、流派划分问题上引发了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质疑及批判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往往强调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决裂，但行为主义虽然反对非理论化取向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取向的宏大叙事，并重视一般化的系统理论和应用性的?{查方法，却并未将历史分析排除在政治科学领域之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样批评行为主义由于忽视社会结构而落入原子论的窠臼，并通过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比较并借鉴社会学的嵌入性观点，指出忽略制度分析的做法也存在于理性选择理论之中。以此作为契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关注嵌入社会情境的选择活动，创造性地论证了结构诱致均衡的含义及机理。社会学制度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指称的对象，该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较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存在更多歧见。历史制度主义承认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源自社会学组织理论，但是多侧重从规范和认知的双重文化向度以及工具逻辑同适宜逻辑的对立视角，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丰富内涵进行裁剪。相比之下，组织社会学认为新制度主义源自伯格与拉克曼的社会建构论，他们对共享知识和信念结构的阐释揭示了认知框架比规范系统承载更多功能，从而为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赋予新的属性。〔1 〕16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旧分野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宣称其复兴了政治科学重视制度的传统，但同其他流派相比却更多强调新旧两种制度主义的分歧。历史制度主义批评旧制度主义太过关注正式结构和法律体系，对政治体系予以描述性说明，从静态稳定而非演进发展的角度看待制度，偏重历史分析而非理论研究，道德哲学色彩浓厚而较少涉及实证科学方法。〔2 〕3-6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来自经济学，研究议题和方法工具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均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历史分析、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无法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早期阶段找到制度分析的踪迹，所以很难从新旧嬗变的角度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新的制度研究路径。对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来说，新旧之别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社会学对组织趋同性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环境和文化机制的突出作用，因此相对于青睐技术环境和行动效率的传统制度学派而言具有更新意义。但是主张社会学同经济学交汇融合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新颖之处应体现为接纳个体主义方法论，并对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做出深入探索。〔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