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守护人民政党的生命线2.docxVIP

（三）遍观当今世界数以千计的政党，若论凝聚力和战斗力，无出中国共产党其右者。 长征路上，衣衫褴褛，缺枪少弹，九死一生，一声“救亡图存”，应者绵延两万五千里，最终涓滴汇海而成大潮流，众志成城而为新中国。为缓解粮食压力、减少工资支出，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精简职工近2000万，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没有补偿，甚至不用动员，当事者竟几无怨言。毛泽东由衷赞叹：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为什么能办到？ 斯诺去陕北寻找答案。“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就是在那里，朱德写下真挚的悼文：“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没下过透雨，数十万人缺水，数百万人缺粮，病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1958年，在重庆綦江，轻车简从的邓小平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叮嘱年轻的区长：“小王，不要忘记农民，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人民要吃饭。”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路线。面对群众，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应有任何特权，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党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学者所分析，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原因正在于“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路线的脉络，我们党所展现出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东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兴国之光”，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 （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尤其如此。 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执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变，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和支配，使党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生活能否改善、生产能否顺利发展，都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政策，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态度，依赖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这种依存关系的转变，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官僚主义”的坏风气便可能冒头甚至蔓延。党注意作风建设时，领导干部会自觉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当党风不正时，“突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的生活变得随意化、庸俗化，党内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盛行，一些党员甚至挡不住诱惑、守不住底线，掌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颠倒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对上唯唯诺诺，时时盯着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甚至不惜通过弄虚作假、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来换取所谓“政绩”；对基层群众的感受却不敏感、不关注乃至不在乎。对上“看天气”，对下“耍霸气”，办公室里“找灵气”，却唯独不到群众中“接地气”。要让他们为了群众利益去坚持原则得罪人、动自己的奶酪，更是连门都没有。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面对从手中汩汩流过的财富和资源，主观的自觉与客观的监督只要有丝毫松动，要抵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就变得难上加难。 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最令人震撼的蜕变，发生在曾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危机时期，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却因吃不饱饭，昏倒在会场。列宁不得不倡议设立“疗养食堂”，强迫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为人民吃饭”。到赫鲁晓夫时期，这些疗养食堂已变身为遍布各加盟共和国的“小白桦”商店，为近百万特权阶层专供各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