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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的异同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09英语四班 翁武祎 学号：20090710820432 我们都是学中国历史出身，后来又多少受过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仅西方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在我们已经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国，国人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仍可说仅及皮毛。更为不幸的是，同样由于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们的上一代人就已对中国传统甚感模糊，以后更是每下愈况，结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拿西方文化作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国学”家与“后学”家也依稀难辨的严重错位现象。 约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假如把“资产阶级”换为“西方”，这一预测与此后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实惊人地若合符节。 但西方“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却不仅是马恩所说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能力一起使西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时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人的吸引力。这在近代中国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1903年的《自题小像》一诗中曾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而彼时开始兴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 这一现象最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解释。我们国内许多人对“文化霸权”理论的理解都有些偏于从中文词字望文生义，特别注重居于强势一方的强权控制。“控制”！当然是文化霸权理论的一个关键词，但若只看见这一面，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其实，文化霸权的形成与维持，不仅有支配群体及其文化强势控制的一面，而且有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而主动赞同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权”有些类似中国上古三代时的“共主”：其对从属者未必要求绝对服从，实则常常只要求承认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战即可。这其间还有许多细致微妙的讲究，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文化霸权”是“双向度” 的。 当然，霸权下的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倾羡和趋附也一直伴随着憎恶，特别在这一强势的形成依赖于非文化因素时更是如此。它们竞相往西方寻求成功的秘诀；而在这些国家达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后，又纷纷转而声称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从西方寻来的秘诀——促进了它们的成功。杭廷顿因而推论：国家的富强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前些年关于所谓“东亚模式”经济发展的讨论，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述。近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学热”的同步，似乎也预示着类似现象的出现。 但是近代中国有着与其余东亚国家颇不相同的历史经验。在日本，“和魂洋材”说从来没有落到“中体西用”论在中国那样悲惨的结局；近代日本许多“国学家”正是改革的促进派，故“国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个负面词汇。在韩国，由于曾经陷为殖民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贵，反传统的思潮虽也曾出现，却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主流。而在中国，部分因为强势文化采取了打压和劝诱相结合的策略，尊西趋新及与此相关联的反传统观念在思想界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其流风不散，以至于今。 故中国传统的崩散远甚于日、韩等国，到今天恐怕只剩那些居于“深层结构”之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观念尚部分存留，余者多已进入博物馆，要经专家鉴定并释读后始能供游人观览。 同时，今日“国学”与“后学”的异曲同调，特别是其既不“国”也不“后”的层面，更揭示了“专家”不专的隐忧。 这就产生了一种颇不乐观的可能性：当中国真正能够以西方的方式做西人曾经做到的事甚而做得更好，因而出现杭廷顿所推论的本土传统文化复兴之需求时，包括“专家” 在内的国人对传统文化实已甚感隔膜。结果，本土文化的复兴恐怕将类无源之水，虽得一时之盛雨而成潢潦，却难以长流。 不能立足于传统或与传统接榫的“现代化”，其实并不会是有些人担心的“全盘西化”，但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化”呢？骡子比驴强壮、比马耐劳，但要繁衍似乎只有“克隆”一法。这样的文化“复兴”大约不是人们所向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