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文物,消亡的文化,我的身后事.docVIP

流逝的文物,消亡的文化,我的身后事 　　房圣易：马先生，你们从07年正式把博物馆改名叫“观复博物馆”。现在对外说实行了理事会制，理事会制在西方一直就有。它一般是与赞助人制度相关的，那么咱们的赞助制度已经成熟了? 　　马未都：不能说已经成熟，是趋向成熟。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大国我们的博物馆都是纳税人办的博物馆，从我这儿开始强调赞助人办的博物馆。那么赞助人办的博物馆，我希望把外延扩大化。每个买票进入的人都是我的赞助人，但是最高的就是每年给我多少钱的人。我希望在新的博物馆中，强调赞助人意识。 　　我觉得人在青年、中年的时候是趋利的，到老了一定是趋名的，这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富翁阶层大约都是在50岁上下，十年，二十年以后，当他们70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趋名，然后我给了他们一个趋名的机会。就是很多人不一定是青史留名，但你还是要为社会做什么。 　　我们今天对社会的捐赠都是居高临下的，都是施舍的状态。我一定要让他们居下临高地去拿钱。就是说你给文化拿钱，你再怎么也不牛B，你得是往上举着这个钱。 　　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比如你想给哈佛大学捐一笔钱，问题不是你施舍给哈佛大学，而是哈佛大学是否接受你这笔钱。当然他们会做得很好，包括你的荣誉，包括你的内心感受。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每年捐给我很大一笔钱，他说：“我不要名，什么宣传我都不需要。我就是每年到期就给你这笔钱了。”这个就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就是他连趋名都没有了，他只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定，内心的一个满足。 　　我老觉得我们企业也有对文化艺术赞助，但他们做的都是政绩类的，还是想居高临下地做。还没有做到对文化的一种必要的尊重。 　　房圣易：我看有其它的美术馆也在搞理事会制，一个品牌每年捐献一定金额的会费，美术馆就会提供一些活动，冠上这个品牌的名字给他们一个回报，像做广告一样。观复博物馆是不是也会这样做? 　　马未都：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博物馆的几个展厅用品牌命名了，我们第一选择的是国际知名品牌，就是没有后患的。当然说现在国际知名品牌也有后患，你弄一个罗曼兄弟也跟着倒霉。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式，我想将来我们未必是强调这种形式。但是作为你跟企业之间的互惠互利，也是正常的。就是说你的赞助文化里包括这一项，比如说他对你文化注入了资金，你给他一个文化的桂冠，他愿意扣在脑袋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企业向文化靠拢终归是一个好事，总比他鄙视文化强。 　　房圣易：我看在西方很多博物馆门票上都印着“感谢你对文化事业的赞助”。 　　马未都：我们现在的门票上还没有，我要在门票中把这个明示出来，就是任何人给我钱都是一个赞助，你有一个荣誉。现在你看国家博物馆免费，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且我这个地方多偏，多难找，这鬼地方说都说不清楚，每天还有那么多人来。但是现在政府对我还不错，希望我现在再找一个能说清楚的地，重新盖一个，面积要扩大4.5倍吧。 　　房圣易：马老师，您多次说过一句话，说要把观复博物馆将来捐给社会。您现在如果实行理事会制，那您还是不是这个博物馆唯一的所有者，你有没有权利说捐就捐了? 　　马未都：是这样，我必须捐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我们捐给社会的概念，很多人给理解错了，认为我要捐给政府。捐给政府是我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我一股脑捐给政府。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觉得这样等于说事情只做成一半。 　　我说“捐给社会”，将来它是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东西，谁也拿不走，谁也变不成自己的钱。就算您是哈佛大学的校董，也不能把你名下的东西变成现金。所以我说留给社会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么博物馆从目前来看，我名下所有的东西，只要新馆落成，当天我就捐掉，我肯定一点都不留恋这个东西。 　　昨天我跟几个董事说，我们华人都有一个特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身后，典型的特征就是不留遗嘱。恨不得是尸骨未寒官司就出来了，特别丢人。我觉得我一定要看到我的身后。换句话说，我一定特清晰地知道我死后的状态。 　　房圣易：02年杭州观复博物馆分馆开幕，05年在厦门分馆开幕。国外古根海姆也有这种分馆的经营方式，国内这样的事情很罕见。开分馆是为什么?以后观复博物馆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博物馆管理集团。 　　马未都：这两个馆都是当地政府来邀请，我脑子一热，脸一热就答应人家了。答应了就得做。我们现在也不算白做，就是做了这几年摸索了一些经验，现在找我来做博物馆的人很多，我就把以前不成熟的经验变成成熟的经验，可以规避一些风险。另外我们会输出两项：一项就是输出品牌，博物馆的品牌。现在很多人说我做博物馆希望用你的品牌，第二就是输出管理。输出管理以后，可能地方的很多博物馆会获得其它的效益。 　　我当然希望观复博物馆是百年老店，当然希望将来它作为博物馆的管理集团，能进行大量博物馆的管理，甚至县一级的。其实不是没有条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