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中的品行观.docVIP

隐性采访中的道德观 隐性采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暗访，是指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 偷录等记录方式以及隐瞒记者的身份等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我们进行隐性采访，是因为正常公开的采访在面对各种需要监督的行为时容易产生抗拒。从而难以获得全面、真实的材料，如果采用非公开的隐性采访手段，则较易达到采访取证的目的。 但是，这种特殊的采访是秘密进行的，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法律道德产生一定的冲突，比如说，记者可能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挖掘其隐私，危害其公众形象等等。这种隐性采访的手法在一些批评性的采访中使用尤甚，记者常常会“偷拍”“偷录”，化装成相关人员从当事人口中诈取信息……这种手法可以帮助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也更容易接近客观事实的核心，然而，对于这种隐性采访的使用也要适度，不能超过一些道德或是法律的界限，否则，记者的采访就会失去舆论监督的意义而走向滥用特权。 而这个采访中的“道德”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坚持记者的职业道德。 要坚持正确新闻导向原则，不能为了出风头，吸引受众眼球，利用隐性采访将新闻虚构、造假、夸张、脱离新闻真实性，破坏舆论环境。隐性采访常常会有一种大众迷恋，因为毋庸置疑的，偷拍暗访往往能获得许多更有震撼力和真实的内幕，许多观众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新闻。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出：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而暗访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偷窥心理。同时由于被拍人毫不知情，其图像和声音在受众潜意识中呈现出更真实的特点，让节目更有收视率。观众持续的强收视兴趣无疑成为暗访大行其道的理由。 2007年“茶水发炎”引发了对“隐性采访”的职业道德争论。 2007年的3月，中国新闻网和浙江电视台栏目的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预备好的龙井茶水送到杭州数十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在茶水中检验出了红细胞和白细胞，并诊断有炎症。报道一经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一场全国性的医务人员“反击行动”借助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展开。3月31日13时至4月2日17时，全国92家三甲医院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的实验。在所产生的136份化验单中，占总数93.4%的结果显示为“阳性”，即证实茶水的确能“发炎”。此结果在丁香园网站发表后，舆论开始倒转，矛头对准了传媒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不难看出，“茶水发炎”是一起典型的介入式暗访，即记者冒充别的身份，与事件当事人进行交往，从而获取新闻信息。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巧合，让结果事与愿违。与非介入式暗访相比，这类新闻会引发道德争议，更甚者引发诉讼。新闻史上因采用介入式暗访而获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少见，由于这类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因此即便有不妥之处仍能够受到公众的包容。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法治程度的提升，这类调查性报道也面临严重的道德拷问：“目的正当，手段就自然正当了么？ ”这些记者到底是忠于了揭露黑暗，报道真实的职业操守，还是违背了不得泄露他人隐私的职业道德？ 要坚持正义性原则。 隐性采访的目的是为了正义，正义的事业须采用正义的手段。不能因为目的的正义而不择手段。隐性采访既要坚持目的的正确，也要坚持手段的正确。用“正义的恶去反对非正义的恶”，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允许的。隐性采访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应尽量以社会公共事务为内容；犯罪新闻报道涉及的大多是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报道隐私不构成侵权 ；但是也不能时时标榜公共利益，报道的却是和公共利益无关的侵权内容。 三、隐性采访不是“诱导犯罪”。 记者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故意设套、设陷阱，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在隐性采访时切忌人为导演、人为制造事件。坚持让报道的事实自然出现，自然演进。记者参与犯罪、诱惑犯罪，或人为地推动事件的发展更是不能允许的。比如，之前有过新闻报道，记者为了获取某软件公司盗版销售其他知名软件公司的确凿证据，假扮成一般的用户，咨询该公司要求购买，并给出购买的可观数额和总报价。这种做法可能会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但是却陷入了“陷阱取证”的模式中：或许该公司之前根本没有销售过该盗版软件，而正是由于此次“买主”的主动上门要货，且有暴利可图，才会诱发犯罪活动，那么这种通过故意设“套”设“陷阱”，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的行为，可能存在教唆犯罪的情况，就形成了“诱导犯罪”，严重的还可能涉及刑事问题。 隐性采访也有社会责任心，时刻铭记社会道德 暗访偷录本来就已经违背了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标准，但是记者如果是为了维护公平正的社会秩序，惩强扶弱，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运用隐性采访。如果记者借用隐性采访的名义，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怪癖，进入侵犯公民隐私的场所进行偷拍偷录，则脱离了隐性采访的初衷，违背了社会道德标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