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优秀法学教育弗兰克文章翻译(删节稿).docVIP

如何打造优秀的法学教育 杰罗姆·弗兰克 王晨光 译 我不揣冒昧，来谈论如何打造优秀的法学教育。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律师这样谈过。我反正是没有。如果我谈过，我显然会在从事政府的“新政”工作之余轻而易举地提交一篇扛鼎之作。既然如此，我觉得有义务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鉴于时间紧迫，我将以直白的第一人称方式进行论述。 我首先总结一下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要点。在该文中，我力推重新发掘培养法律人的学徒方式。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朗戴尔——哈佛体系的盛行，这一方式已基本上名誉扫地。而该（朗戴尔）体系的独特性被认为是其创立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斯·朗戴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的奇特个人秉性造就的。他是一个离群索居（cloistered）、咬文嚼字（bookish）和埋首图书馆（library-minded）的人。其教学法的理念直接源自其个人秉性。在学生时代，他沉浸于图书馆，埋头于“案例年鉴”之中。据说，他曾对没有能够生活在“金雀花时代”（Plantagenets）表示十分懊丧。在其十六年的法律实践中，他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几乎不见客户；在大多数时间内，他在法律图书馆中撰写法律意见或为其他律师撰写法律文书。一个其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他的重要工作是在其几乎封闭的办公室和法律机构的图书馆中完成的。他几乎不去公司。”…… 他的教学理论是其秉性的翻版。对朗戴尔而言，律师在其办公室中工作、会见当事人和出庭的经验均为不适于教师和学生使用的资料。他们必须摈弃这类资料，而彻底埋头于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的资料。他自己这样描述其教育哲学的精髓：“首先，法律是一门科学；其次，该门科学的全部可用资料都储存在出版的书籍中。” 据说，第二个命题“意在把通过律所实践或参与法院诉讼学习法律的传统方法排除在外。” 这是那种推崇“封闭隐退”状态的人的法学教育理念。封闭性、对过去的缅怀、对枯燥、寂静图书馆的沉浸、对律所和法庭中人际间人性冲突的排斥、仅仅建立在书本资料上的伪科学体系（pseudo-scientific system），这些就是朗戴尔构建朗戴尔方法的基石。 我认为，长期以来，这个人的秉性在我们一流法学院的教育方法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其结果是，在这些学校中的绝大多数教师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现实法律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有这种经验，当离开实践并转入教学之际，他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那种把实践经验边缘化和虚拟化的氛围。 法学教育力图摆脱过度的朗戴尔教学法，但这种努力受到了法学院现状的阻碍，即朗戴尔基本否定主动参与实践的态度在法学院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因此，我提议直接面对问题，即完全抛弃朗戴尔的核心目标，在更高级的层次上回归学徒制度。这一建议至少意味着我将在下面细谈的四个方面：首先，全部课程应围绕法院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必须处理的问题来设置。司法原理应首先被当作公共场所必须应用的具有尊严的正式语言。（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比在公共演说中使用正确言辞更为重要的事了。但是，理解必须先于表达。与研究更为基础的法律问题相比，法律演说和修辞则应放在第二位。） 法学院应当模仿某种更为升华的法律事务所。大多数教师应当积极地参与法律实践，虽然他们中有些人研究多少更为间接的与“法律”有关的政府、商业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学生可以做教授的助理或学徒。问题将从律所、商业机构、社会和“改革”机构、以及政府部门泉涌而至。那些入学者将“从事”而非仅仅“学习”法律。 第二，大多数教师应当具有不少于五年的实际和多类型的法律实践经验。 第三，当前所谓的案例制度应起相对较小的作用；案例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应包括从初审法院立案到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的案件全部材料。 第四，应当构建新的案例体系。这一体系应能够把法律问题和政府事务的资料置于历史、伦理、经济、政治、心理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之中。与当前社会活动的鲜活资料没有关联、在法学院学习之前提供的这些学科领域的课程，已被证明是个失败；整合需要借助于一个真实的机构，通过其社会效果来实现。沃尔敦·汉弥尔顿（Walton Hamilton）和马柯斯·拉丁（Max Radin）的出色成果已被作为典范而加以引用。 为了节省你们的时间，我请求允许我把前面总结的文章作为引用的资料纳入本文。如果你注意，你会在《宾夕法尼亚法学评论》1933年6月出版的那一期上看到该文。 该文章并非是针对哈佛法学院的批判；而是针对朗戴尔体系及其不仅在哈佛法学院而且几乎在所有法学院都造成的不幸结果的批判。尽管如此，对这一批判的[反]批评则主要来自哈佛。我希望进行讨论的恰恰是这些[反]批评的性质。它们没有抓住要点——因而又使这一要点更为显著。遗漏这一要点反而暴露了一个盲点——该盲点的存在正好是朗戴尔方法的主要失误。 基于上述认识，我请你注意到我最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