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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完善 摘 要： 为走出垄断协议案件难以取证、难以查处的困境，我国反垄断法引入了宽大制度，但有关规定如宽大制度的免责幅度、适用要件、适用程序等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阻碍了宽大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应当明确宽大制度适用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责任范围，增强宽大制度的可预测性； 应当引入宽大申请登记制度、健全宽大申请受理程序、建立宽大申请获批准后的追踪制度，加强对宽大申请者的程序利益保障； 应当设计有梯度的责任减免幅度和有威慑力的制裁措施，并合理限制反垄断案件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宽大制度有效实施。　　　　关键词： 反垄断法； 宽大制度； 垄断协议。　　　　一、引言。　　　　宽大制度是指垄断协议参加者在垄断协议尚未被发现前或者被发现后、尚未被认定违法前进行自首或揭发其他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其提交了有利于执法机关展开调查或认定行为违法的证据并与执法机关真诚合作，执法机关因而减轻或免除其法律责任的制度。作为一种鼓励垄断协议内部成员检举揭发的制度，宽大制度于 1978 年美国反垄断法中首创，目前已有德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予以引入。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更加积极地适用该项制度来应对恶性垄断协议行为，如美国于 2004 年出台《反托拉斯刑罚增强与改革法》（ The 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Reform Act） ，强化了“罪责减免政策”； 欧盟于 2006年修改《关于卡特尔案件罚款减轻和免除公告》，完善了宽大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日本于 2009 年修正了罚款减免制度，扩大了宽大制度的适用范围。宽大制度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含义，如美国指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责任减免； 日本包括行政罚款减免（ 課徴金の減免） 和刑事责任减免； 欧盟仅指罚款的减免（ the non-imposition or reduction of fines） 。宽大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根据该理论，如果反垄断执法机关能够设计出一套博弈体系，在该体系中，垄断协议组织的成员不得不处于囚徒困境，则垄断组织的成员就会争相检举揭发，最终使垄断组织解体。在宽大制度下，反垄断执法机关通过给予首位或较早进行检举揭发的垄断协议成员以减免处罚的待遇，激励垄断协议者为争取各自最大化的责任减免而向反垄断执法机关竞相告发，从而最终瓦解了垄断协议联合体。　　　　宽大制度自建立以来，在各国垄断协议案件查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官员曾指出，宽大制度是“破获卡特尔违法行为的最有效工具”　，“是美国反垄断法 100 年发展历史中最具影响的制度”　。当前，宽大制度已成为许多国家破解垄断协议案件执法困境的一项主要措施。第一，宽大制度极大地激励了垄断协议人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使执法机关获取关于垄断协议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更为容易，便利了垄断案件的查处。第二，宽大制度增加了垄断组织参加者退出垄断协议的可能性，使垄断协议的稳定性受到破坏。在宽大制度下，垄断协议的参加者若想获得责任减免，必须成为较早申请宽大者。为避免其他成员先于自己进行揭发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垄断协议的参加者须积极自首或告发他人。第三，宽大制度使垄断协议在成立之时就伴随着事后被告发的风险，从而增大了垄断协议参加人受到制裁的危险系数，使预谋者产生不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垄断协议的再度形成，同时也增加了垄断协议的维持成本。第四，在将宽大申请者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作为适用要件的条件下，宽大制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害人之损害得到及时救济。　　　　2007 年我国《反垄断法》引入了宽大制度，但该法第 46 条第二款仅对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相关规定非常缺乏适用性。2011 年 2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为了推动宽大制度的实施，颁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其中明确了宽大制度的类型、适用条件、责任减免须考虑的要素等，对我国宽大制度的积极实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不过，与欧盟、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我国现行宽大制度在适用条件、免责幅度、适用程序及配套措施等方面尚不完善，这导致宽大制度自建立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系统地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不足并提出构建合理的、具有确定性的宽大制度的路径，对推动我国破解垄断协议案件难以取证、难以查处的执法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明确宽大制度的适用条件，提升宽大制度的确定性。　　　　一些反垄断法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为了积极利用宽大制度，均对这一制度的适用条件作出了确定性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及《规定》只是概括性地规定了宽大制度的适用要件，对于申请宽大的主体、申请时间及不同申请须满足的条件、经营者提交证据的具体标准等均未明确，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