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的无赖派与太宰治文学.docVIP

　　试论战后的无赖派与太宰治文学 .L.编辑。 　　当时日本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着新旧权力的交接剧，共产党高呼着打倒天皇，在这种情况下，太宰治发出保守派宣言，以及“以天皇为 伦理 的仪表”等言论，的确是需要比在战争期间表明反战立场更大的勇气。由此可见他的反对权威的特质。但问题是在战争期间反对体制，怀着 艺术 的良心，潜心创作，紧守了心中的那盏明灯的太宰治何以在战后突然反对时势，发表拥护天皇言论呢？实际上在这 民主 宪法 的草案业已拟定，即将踏出新生日本第一步的时期，对于太宰治敢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举动和保守姿态，如获至宝般地进行声讨和谴责的人大有人在。太宰治传记研究学者相马正一认为这一声讨将太宰治的言论 政治 化，曲解了太宰治的本来意图。因为太宰治在谈及天皇的地方都有基督教作为引证。他推测说“战争期间像太宰治一样征兵体检为丙等而被视为‘非国民’的家伙，等到战争一结束就轻易地改变立场，叫嚣着和平论、战争责任论。面对这些人的丑态，想来就连太宰治也忍无可忍吧。” 　　笔者对此推论表示赞同。一些在战争期间拥护天皇的战争 指导 者、特权阶级，或通过保持沉默以求自保的人一旦战败，就急忙修正自己的立场，为了显示自己的和平取向，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到天皇的头上，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天皇，所以当时反皇风潮甚是泛滥。太宰治对这种机会主义者有一种特别的嫌恶之情，出于这种生理上的排斥，所以才会高呼反对权威的“天皇陛下万岁！”。而且当一九四七年这股反皇风潮过去之后，太宰在其作品或书信中再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他并不是真的保守派，而是借此讽刺那些机会主义者，讽刺他们见风使舵的本性和拿天皇当挡箭牌的恶性。这在他的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发表于《苦恼的年鉴》之前的《十五年间》中他充满讽刺地如是说道：“……我在这里不会像某某那样战争结束后，就突然说‘我其实本来不赞成战争。我是日本军阀的敌人。我是自由主义者’之类的话，大骂东条，讲战争责任什么。我并没有打算发挥这样的新型机会主义。” 　　 　　五 　　 　　无赖在 文学 上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对所谓的正统文学，或用太宰治的话来说沙龙文学的否定。所谓的正统文学就是指岛崎藤村、夏目漱石等大家代表的既成文学，或志贺直哉等代表的私小说性质的写实文学。太宰治对这些长期占据着文坛的主流位置的既成文学、传统文学进行了彻底的攻击。从初期“俗人中的俗人夏目漱石”的言论到对岛崎藤村“有如离乡背井出去打短工的人的特性”的批判再到最后对志贺直哉的漫骂。在太宰的文学理念中，特别是战后的“所谓的‘ 文化 人’叫嚣着的某某主义，某某主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散发着沙龙主义的气息。表面上若无其事，随波逐流，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或许也能成为所谓的成功者。但是我是个乡下人，知道羞耻，所以做不到。我无法做出欺骗自己感觉的事情来。”“我否定沙龙艺术。嫌恶沙龙思想。总之我无法忍受所谓的沙龙。”“那是知识的卖淫店。不，在卖淫店中有时也会发现真正的宝石。那是知识的小偷集市。不，即使是小偷的集市有时也会发现真正的金指环。没有与沙龙可相比的东西。干脆这样说吧。那是知识的‘发表大本营’。那是知识的‘战时日本 新闻 ’”“请至少让我说这句话：我一直在与沙龙的伪善战斗着。并且我一直是个卑微的醉汉。没有一个沙龙的书架上摆放过我的作品。”这里的沙龙如果换成正统文学或文坛，太宰治的意图就更明显了。即对所谓的正统文学的反驳、否定和嘲笑。也正因为如此，他为文坛所排斥，一直没有得到承认。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并不后悔，反而带着一种骄傲和自豪，自豪自己能够摆脱旧 道德 旧传统的束缚，拥有自己的自由思想。 　　 　　六 　　 　　无赖派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破坏与革命。既然对旧道德旧传统予以否定，那就要对其予以破坏，破坏的手段之一就是革命。《斜阳》中最有名的一段当属太宰治借直治之口所说的革命宣言：“既未憧憬过革命，亦不知恋爱为何物。迄今为止，大人们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革命和恋爱二物是世上最最愚蠢和令人作呕的东西。战争以前，战争期间，我们都听信了他们说的话。但是战争失败，我们无法再信赖大人，并开始觉得他们所说的反面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革命和恋爱实际上是这世上最美好和最甘甜的东西。太过于美好了，以至于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大人们是不是吃不到葡萄才故意使坏说葡萄酸的。我确信，人是为革命和恋爱而生的！”不止《斜阳》，在战前、特别是战后的很多其它作品中太宰治都流露出了他的“革命意识”。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十月开始到第二年一月为止，太宰治的小说《潘多拉的盒子》在《河北新报》上连载。在这篇小说中太宰治借其中一个登场人物之口对三百年前的法国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讴歌了他们通过革命和无视 社会 因袭来宣扬自由思想的行为。而《阿桑》中的“无赖”丈夫在听到法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