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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王文飞 1楼 三个精神病患者讲述他们走入精神病黑暗世界。。。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出来的历程 尽管相比你的绝望来说，谈论流感或者背痛更容易些，但是45%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内患精神病。似乎较以前来说，现在患精神病的人更多了，精神病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我们开始关注精神健康并谈论的更多——这是件好事。 “我们正意识到人们所经历的是一种病态而不是仅仅其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心智健全中心，精神病慈善团体的Barbara Hocking说。 “在过去被视为悲观或者消极的许多人可能事实上曾经历过低程度的沮丧，如果他们能够谈论这种情况，并得到咨询帮助，可能会得到极大的帮助。” 最通常的精神病就是焦虑紊乱，伴有沮丧，而后生理疾病如狂躁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人格抑郁。所有的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残疾如果没有得到治疗。有些人康复的很好，但也有些人被疾病所击倒，并有人自杀。 除去来自医疗团体的压力，用于精神病的研究和服务资金相当缺乏。对于多数人来说，唯一他们可以去获得帮助的地方就是去医院进行精确治疗或者是去他们的私人医生。尽管有多种方法获得药品，但这些带有副作用的药品仅仅被用来治疗疾病本身。 患者真正需要的是医疗团体的帮助——愿意倾听和不做判断的扶助来帮助他们重返正常生活。这里，三个康复者讲述他们惊人的康复旅程 抑郁 Len van der Westhuizen，52岁，悉尼 我压抑开始的缓慢。在我四十岁的时候，运营一家公司，和两个孩子住在悉尼。一段时间后，我每天吃的药是越来越多。没有动力，没有渴望，也没有欢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停滞了。我遇到一个医生，他劝我直接服用抗抑郁的药。在六年时间里，我尝试了九种不同的药，实话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我开始不洗澡或者不吃饭时，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我不愿意起床，就想睡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感觉得到释放，因为这时候感觉到没有所期望得到的。但是只要你绝望，你会意识到自杀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痛苦。因此，你要坚持。。。 我四年没有去工作了，住院无数次。我发现很难去处理日常事务，因此我的社会关系也随之中断。我失去了自己房子，有数年的时间住在朋友的暂住公寓里。那是一段很令人悲伤的事情。搬出来可以去除一些引发我抑郁的诱因---这使得我自己管理自己。 我仍旧有糟糕的缺点。一年中我只有三个或者四个的好时间，剩下的时间就需要自己管理了。当我患了抑郁的时候，不是对这病感到失望，而是仅仅认可它。我对自己是非常的宽容，从社会上消失一段时间来专门处理这个疾病。这给了我空间和时间来恢复并告诉自己他正在消失，因为它确实消失了。 我希望早上能有人来到我的房间，礼貌的敲门并叫我起床说“好，你现在该起床了，洗涮下，这是一些干净衣服，和健康餐”。有这种支持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是这种帮助并没有。 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与女儿的关系：他们觉得很难原谅我。但是我尽全力去做那些其他父亲将会做的普通的事情：我得去工作；我得融入到社区；我是可以懒的和准时的。我开始尽量让他们慢慢建立对我的信任。 我16岁的女人萨沙和我分享散步的喜爱。我们计划穿越Simpson沙漠--在27天的时间里我们从西到东早了500千米。我开始以一种乐观太多提前计划和考虑未来生活。利用每个机会想自杀，取而之代的是，我现在想活下去——有活力的活着。 精神分裂症 Sandy Jeffs, 57,墨尔本 人们总是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分裂的人格，或者我们都是杀人犯。这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疾病，这会引起难以置信的精神病痛。 我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个家暴，母亲是一个酒鬼。我13岁就开始性乱交。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找到工作。我感觉我无法为别人服务，我感到很失望。 这种声音柔软而又断断续续的开始。最终，他们开始向我怒吼，说我是这世界上最丑的，最可恶的人，称我为撒旦的妓女和荡妇。这种声音不像是你可以在大脑意识中听到那种。这声音就像直接和你对话一样。就有女人、也有男人，还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总是满嘴脏话。 我并有把这种事情告诉任何人，因为它不让我说。除此，我对精神分裂症一点不了解。然后我就遇到危机，并逃开了。我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徘徊，并开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刀，准备把我杀掉。我不吃、不喝、不说话一个周。我被送到医院并进一步观察一个月，然后我被送到另外一个医院三个月。那时候我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1976年，我被确诊时，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极糟糕的死亡判决，带有极糟糕的预测结果。但是这个诊断结果至少说出了我的一个写糟糕行为，一个游戏计划也开始实施。我得到医治，开始去见一个心理医生。 我住了好多年的医院，不是仅只有那种声音，而是一种妄想和幻觉------我见过圣母玛利亚，我不是天主教徒。同样，在镜子里我看到了女巫，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缠着，她的眼睛血红色，她牙齿腐烂的。我还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