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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间社会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由我国特定民族地域的人群所传承的、能够反映该民族或该地区人群的生存历史、民风民俗、价值观、审美观、民间信仰等的体育形态[1]。我国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都生成于民间社会，对其进行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学界、商界和传媒等外来力量的支持，更需要遵循民间社会的运行规律，发挥民间社会的主体作用;然而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当前我国各地的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工作基本上都遵循从上级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基层社区的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思路展开，民间社会的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曾撰文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终极依据、价值原则、文化重心、实践前提等若干理论问题[1]，但对以下6个理论问题尚未论述，有必要从民间社会角度出发，做进一步研究。 　　1保护的社会根基：流传地域的民间社会土壤 　　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都生成于民间社会，它们之所以能够踯躅百载、流转至今，正是靠着民间社会的滋养与恩泽;然而，以往研究者往往重视体育项目本体的保护，而忽视体育项目生存的社会根基，致使有的保下枝干，丢掉根基;有的得其形表，失却神魂;有的则留驻孤影，家园难寻[2]。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分析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1.1民间社会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自由宽松的规则系统 民间社会是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秩序[3]。中国民间社会是在农业文明的演进中自发生成的，它以宗族为纽带，以家族为本位，以非正式规则为约束，构成民间社会的缩影。它依靠宗族关系、民间信仰、族群认同、节庆礼仪、习俗舆论等来维系自身秩序[4]，其运行具有自组织的特征[5]。民间社会组织主要以软的非正式规则等来协调社会秩序。那些未获人民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正式规则不能在这里有效发挥作用;而那些在民间社会中自然形成的非正式规则，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凭借民间组织权威和民间舆论，表现出强大的社会约束力。 　　1.2民间社会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底层社会脉络的自组织能力 　　在民间社会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民族传统体育内生出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组织系统。有学者探明了这种组织系统的生成运作机制：依托宗族关系，按照自下而上的自生方式生成;宗族关系是村落体育组织运作的重要依托;民间信仰是村落体育组织运作的精神推动力;族群认同是村落体育组织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传统节庆是村落体育组织运作的载体;习俗和舆论是村落体育组织实现体育社会控制的手段[4]。上述生成和运作机制，实质上是民间社会的一种自组织方式。借由这种自组织方式，民族传统体育以自化、自正1的方式自然生长、自由发展，外界的干涉越少，越有利于它的生存发展。 　　1.3民间社会赋予民族传统体育顽强的生存能力 　　作为一种诞生于民间的草根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具有上善若水2的生存智慧。且看源于清代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的抢花炮：它最初的价值诉求是求财，求子，求福;解放后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其价值诉求一度调整为团结、胜利、幸福;进入改革年代，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宽松，外部政治压力逐渐舒缓，其价值诉求又随之回归求财、求子、求福的原来状态。抢花炮的价值轮回，说明民族传统体育天然地具有自组织能力和生存能力。 　　2保护的逻辑起点：体育的基本价值观 　　人类的任何理性行为均有一个逻辑起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也不例外。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逻辑起点是什么？那就是贯穿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个历史过程的基本价值观。黑格尔在其著作《逻辑学》中指出，逻辑起点就是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他认为，作为逻辑起点需要符合3项原则：1）逻辑起点应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2）逻辑起点必须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3）逻辑起点与对象在历史上最初的东西相符合[6]。对照上述3项原则可得：贯穿民族传统体育整个历史过程的基本价值观（以下简称基本价值观）应是保护的逻辑起点。 　　2.1基本价值观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 　　对流传地域的当地居民而言，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价值观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人们早在孩提时代就耳濡目染并作为生活常识而刻入脑海。以壮族蚂拐舞、侗族抢花炮、苗族拉鼓和瑶族长鼓舞为例，这些项目分别蕴含着蚂拐崇拜、萨岁崇拜、祖先崇拜和盘王崇拜等基本价值观，它们是当地社会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每个当地居民都懂得这些基本价值观对于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同时这些基本价值观又是最抽象的，它们不外显于体育形表，而以潜意识形式存在于体育活动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器具服饰、特色动作、规则规范、道德伦理等，都是这些抽象的基本价值观所衍化、派生出来的。外来者若要把握这些价值观，只能通过纷繁的体育活动表象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