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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成就研究型记者 　　2003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长达30万字，极富专业性，定价不菲的城市建筑类书籍。此书出版不久即登上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还被《文汇读书周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年度图书”。至今累计销量逾4万册。这本书就是《城记》，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王军。 　　《城记》的写作花费了十年时间，这本身就值得尊敬。通过对《城记》以及媒体相关报道的解读，我认为“王军和《城记》”可作为一个样本，是记者在研究型道路上发展取得成功的范例。 　　 　　对“王军和《城记》”的剖析 　　 　　王军于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城建报道；2004年5月调到《?t望新闻周刊》后，城建报道仍是其着力点。他从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等学术论文；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 　　 　　1.研究问题的动力 　　“1991年参加工作，听说二环路是在拆除城墙的废墟上建设的，很惊讶，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往一些回忆录里也涉及一些，但说法很矛盾，他们大多使用的是第二手材料，大家都在说，但谁也说不清楚”，“我是记者，作出忠实于事实的报道是我的天职，我要用史料说话，揭开一个城市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从以上引述的文字中，王军踏上研究之路的动力已基本清晰： 　　（1）天生爱较真的性格。王军是个爱较真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三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坐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他自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为了完成《城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王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了丰富的素材。 　　（2）职业记者的理念驱动。早在1989年，还在大学就读的王军在一份校园刊物《周报》的“编者寄语”里写下这行字：“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双手去实践。”踏上工作岗位后，这些文字仍然在起作用，所以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职业记者，并要求自己一直“保持住记者的姿势”。《城记》一书是对上世纪50年代北京规划中“梁陈（按：陈系陈占祥）方案”遭到否定的全景实录，长期报道城建改革的王军至今仍认为，他只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描述”北京改变的第一个阶段，即“这本书的标的物就是事实，我的目标就是报道，而不是通过报道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记者的使命也就在于此”。《城记》开始名为《城祭》，改名是因为王军认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在应邀到法国演讲时，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他马上纠正：“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2.研究过程努力 　　“花十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这是王军自己对十年研究过程的一个概括。在媒体对他的采访中也都频频使用强调时间概念的词语，如“十年磨一剑”、“积蓄十年的激情喷发”等。从这些强调中，我们对王军在研究过程中的努力能有直观感受；透视他十年来所作的工作，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1）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这体现在对问题不屈不挠的追问思索中。“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于是他从1994年起，集中5年时间专注于房地产经济的调研，到1999年和同事一起完成了4万多字的《北京房价调查》，对盖房子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调查。结果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甚至一度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在完成对房地产的定量分析之后，他又把目光集中到城市发展模式的层面，3年内完成一批调研，促使决策层酝酿对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作出调整。接着，他又开始探索城市房屋产权制度的演变，发现这是与城市的多样性、历史城市的保护以及拆迁矛盾、危房问题密切相关，是城市生命延续的核心问题。此外，还体现在身体力行的保护行动中。学者杨东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他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