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文学创作的律动.docVIP

PAGE  PAGE 7 触摸文学创作的律动 　　提起中国文学史,脑海里涌现出的总是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剧、明清小说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而相关的批评文字,却消隐在历史的背影里,没有专家学者的打捞,它们将永远地沉寂下去。或者说正是有了批评的“沉寂”,才有了作品的“闪亮”。批评垫在作品的下面,后续批评的源源不断地加入,不停地增加着作品的高度,最终把作品托了起来。所谓“批评的独立性”是就批评者的自主意识和批评文字的内在自足性来说的,但这种独立无法推倒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事实:没有批评,作品依然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作品的话,批评将何以产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批评的“毛”也可以被独立地欣赏,但这“毛”是因作品的“皮”而生长而存在,确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承认这样一个“依附”关系的前提下,再来谈批评的独立性的话,即便是谈到无以复加的极端,也还是离文学不远。 　　当代文学批评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很多批评在作家本人看来往往是自言自语。于是,作家只管写自己的作品,从不或很少关注批评;批评家也只管发自己的言论,从不或很少关注作家的反应。就是对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当他阅读另外一个人的批评文章的时候,在里面更多看到的是批评者潇洒的旁征博引和快意的纵横驰骋,而作品要么是被拆解的七零八落,要么是被推到了九霄云外。总之,是作品成了批评的玩具,它只为成全玩家的技艺和兴趣而存在,当玩家玩够的时候,作品也就被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就是批评的本义,我甚至不相信这是批评者的初衷。何以会出现这样尴尬而滑稽的现象呢,我觉得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惯常的批评方式。 　　一、挖掘式批评。这种批评类似于采矿,到作品里寻找所谓的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文化),经过一番刨扒,拣出自己认为有用的一星一点的东西后,或者拿去细细打磨赏玩炫耀,或者干脆任那些东西散落一地,所以去挖掘者,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掘取的眼光和能力而已,而作品就像被废弃的矿井:一片狼籍。我们对鲁迅先生作品的解读很多时候就是用的这种方式。当我们需要政治的时候,就到先生的作品里去找“反抗”找“斗争”,当我们需要思想的时候,就到先生的作品里找“启蒙”找“哲学”。当我们需要艺术的时候,就到先生的作品里去找“叙事”找“语言”。先生的作品,在我们要战斗时,就是我们的武库,在我们需要饮食时,就是我们的厨房,在我们需要装饰时,就是我们的衣柜,在我们需要娱乐时,也自然就成了我们的玩具。我们不但在先生生前强取或偷拿其东西,而且在先生死后还不断掘墓去盗取。先生最怕被别人利用,他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与时代偕亡”的话,一方面表达了先生希望历史不再重演他所批判的时代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后人把他的作品作为工具来利用的担忧。不幸的是,先生的这两个忐忑的隐忧都成了凿凿的现实。不但先生所批评的时代还在继续,就是先生本人也没能摆脱被利用的命运。我们不断给先生冠以“战士”、“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不过是因为先生是一把好用的工具而已。既使先生不死的话,恐怕也会被这一顶顶帽子压得无法坐直了写东西的。 　　二、解剖式批评。这种批评类似于解剖尸体,所用的工具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就像解剖时,刀割不动用锯,锯割不动用斧,斧不好用就用剪、用钩、用……批评者用尽浑身解数不过是比赛谁的工具更新,谁对工具的使用更熟练。本来鲜活的作品,经过这样的一番解剖后,变成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没有看过作品的读者,大多会躲着作品走的。看过作品的读者,恐怕也没有再重读作品的心情了。多少年以后,那些被解剖死的作品,不知需要耗去后来者多少发掘和复活的精力,这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内耗和不必要的浪费。理论当然是有用的,笔者更喜欢张新颖先生的一个比喻:“运用某个理论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就像你用一个手电筒,可以照亮某个地方。”在认识到理论可以照亮作品的一部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它也会遮蔽作品的另外的部分。而且理论的亮光越强,那照不到的地方也就被遮蔽的越深。也就是说理论的使用是有局限性和陷阱的,对此我们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 　　三、拉拽式批评。这种批评类似于古时的抓壮丁,批评者预先有了一种理念,就到处抓作品为他的理念服务,有时遇到不太顺从的作品,就呼朋引伴似的招呼各种理论来帮忙,于时我们看到作品被各种理论团团围住,读者被理论搞得头晕目炫,要想看一看作品的话,也只有踉跄着胡乱从理论的围堵中扒开一条缝隙了。“如我们经常见到的,用某个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文学,理论是前提,是框架,甚至是问题的答案,被分析的中国文学作品,变成了证明那个理论正确的材料。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好像就只能是为西方理论提供原材料,本身没有自主性。”(张新颖语)当然作品被拉去受封的时候也是